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说到大学教育，梅贻琦老先生的这句话常常被人提起。然而，随着现在高校大楼越盖越漂亮的同时，讲台上大师的身影却越来越“难追”。项目、开会、出书、论坛、国际交流……越是著名教授，在讲台上越难寻觅，已经成为当前大学里一个无法回避的尴尬现象。三尺讲台，耕耘天下，却为何留不住教授们的心?
讲台：呼唤名教授的身影
“大部分做学生的，都憧憬过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正是在她的课上，我有了这样的感觉。通过强有力的质疑，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错误，通过高明的提示，让学生自己寻找到正确答案。而在质疑与辩论中体会到智力博弈的乐趣。于是，一年的时光，我仅此一门课(指《普通法精要》)，阅读、上课、讨论、报告，占据了全部的时间。从来没有怀着如此的热情投入到一门课程中去，惊讶于自己也能对某种事情产生强烈的热情而执著于此。”
2010年教师节前夕，著名法学家、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多伦多大学教授何美欢因病辞世，清华大学法学院学生周颖在怀念她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样的课堂、这样的学习过程无疑令众多高校学子羡慕，因为由知名教授上专业基础课程，这样的“好事”并不是每一个大学生都能遇到的。此前不久，有媒体报道，武汉某高校的一个学生兴冲冲地选了某位名教授的课，结果却郁闷地发现，上课人不是这位名教授，而是一位博士生。据了解，虽然类似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未必普遍，但是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少有机会接触到学校的“牛人”，更不用说校长、院士等“大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高校混，一定要有科研”
“自然基金怎么申请”、“青年基金申请指南”……在一个以高校青年教师为主体的网络论坛上，申请各种项目和课题是永远的热点，相比之下，论坛课堂教学的话题比较少，而且每每讨论都会归结到“在高校混，一定要有科研”。
某高校一位埋头本科教学数年的青年教师叹息，感觉自己“彻底被边缘化了。”因为学校开始推进非升即转和院系合并，对青年教师的要求是提高科研水准多申请经费，他这样一直致力于教书的教师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论文、各种基金项目、国家级奖项、国家认证的学科带头人、院士、长江学者……在现行的高校评价体系中，这些名词都是硬指标，权重因子大，而教学变得不那么“显学”。因此，虽然年轻教师成为目前课堂的主力军，但是在他们的心中，科研项目才是大事。
其实不光是青年教师，科研和论文几乎成为高校所有教师的工作重心。高校日益成为中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2005年到2008年，高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从55.88%增加到81.08%，呈逐年递增趋势。
辉煌成绩的背后，是高度重视。几乎在每一所大学的介绍中，都可以看到：学校承担了多少项“863”计划项目、“973”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等，科研经费达到几亿元，SCI论文多少篇，获奖多少项。每所高校都对发文章作出硬性规定，发不了文章就扣津贴。
与此同时，教学被边缘化成为无法避免的无奈现实。有项目的老师没有时间上课，有时间上课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教学，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科研，有科研，才能发文章，才能完成考核。
制度设计应向教学倾斜
大学的功能是什么?传承文明、培养人才、科学研究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功能。但是，这几大功能中，以什么为中心?目前中国的大学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许多学校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你追问究竟是出一流的科研还是出一流的学生?答案往往会是既要一流的科研，也要一流的学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高校实验室越来越先进、完善的同时，很多致力于教学的大学教师在学校里面连张办公桌都没有，多数人在家里备课，去学校讲完就走，和学生交流也只有在教室的一点时间。
与大学的态度相反，学生对大学和老师的评价简单而纯粹，那就是课堂。课堂不精彩，他就听得没兴趣，没兴趣，上课的热情渐渐就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朵英贤说：“有些课，特别是理工科的一些课程，主要靠课堂。如果他课堂听不懂，下来自己复习很困难，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放弃这门课。”
“大学的制度设计应该考虑职称、评奖、评优等怎么向教学倾斜。”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说，“大学最主要的职责还是培养人才，科研和服务社会应该以此为中心。老师首先还是要教书育人。”
黄进分析，大学应当探讨如何客观评价老师的工作。大学里真正的好老师应该是教学和科研都好的。大学应该创造氛围促使老师在教学上投入更多心力，并为他们提供保障条件。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评教是很重要的一环。黄进认为要引导老师们形成“课比天大”的认识，并内化为自律行为。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