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一边感慨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之强大，美国社会的创新能力之强，一边却还在试图通过举国体制，搞自上而下大跃进式的运动，希望来创造出一个奇迹的明天。可惜的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民间不受束缚的精神，才是最有创造力的精神。
——柏蔚林《“在广阔天地里”》
每个学生都可以自问一下，如果去除你上人人开心、看超女快男天天向上非诚无扰、上网看电影、去吃饭唱歌和迪厅之外，你还做了些什么?如果你的有一半时间都是做这些的话，很遗憾，你已经被这个社会娱乐消费了。
——程然《正在被弱智化和娱乐化的新一代》
我们今天还远远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不只是农民兄弟不敢进星级的酒店，也正因为那些所谓的高档场所的人，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势利心态，哪怕只是一个门童，刚刚从老家农村里出来，穿上了酒店光鲜的礼服，就摇身站到了富人一边，开始看不起那些村里人。
——忆星《何为“和谐”?》
我们错过的一切都无法再挽回。不过，正如古人所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在这个多少有些压抑的时刻，我们恰恰应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互爱和自省，不要忘记我们与生俱来的公民身份——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参与者，这个社会的好与坏由我们每一个人决定。
——方可成《恋曲2010》
民众之所以愿意忍受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合理现象，是因为他们相信制度能够在不断实践中得到完善，也相信城市管理者能够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他们也在大多数情况下隐藏起自己的愤怒、克制住非理性的倾向。民众与城管相比，谁更委屈?
——凯风《“特别委屈奖”应当授予谁?》
总理的尊严论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誓，恰如瀑布的顶端，我们不会听不到这个震耳欲聋的声音。而我们每天接触到、感知到的现实，却是从瀑顶摔落下的碎末，迷人耳目。我们不知道如何弥合这个顶端与底端的落差。
——祝振强《尊严论只是个人价值观而非社会现实》
有人预言说，要不了几年，中国80%的老人心脏里都将装上支架。这话没准儿能成真。中国超过60岁的老人超过了1.4亿，而其中不少人有心脏问题。有数字说，中国每年安装支架的人群，都在以30%的速度递增。如果心脏支架的暴利得不到抑制，会有更多人“被支架”。
——魏雅华《政府为何对心脏支架暴利纵容默许》
袭警案固然令人悲痛，它虽然带有几分意外，折射出的却是警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职业属性。我们反思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增强警察执法的应急处突能力，如何激活日常的执法训练，如何将立法配备的警用装备用到娴熟的地步，这些远比改进配枪制度更为关键。
——傅达林《激活警察日常训练比佩枪更重要》
一系列事件表明，在一些地方，“官二代”的权力世袭，已然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事务官靠考试、政务官靠选举的现代公务员体制，已然回到了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和举孝廉时代。显然，这种体制性、系统性的问题，单靠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尤其是把具体操作的人员当作替罪羊，已经无济于事。
——童大焕《明目张胆的“权力世袭”已见怪不怪》
公众已经看过许多想做一个好官而最终沉沦的例证。当权力大到制度轻易干预不得时，权力成为寻租的玩物几乎是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说，贪腐并非只是人性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因此，仅仅让公众看到官员受到法律制裁是不够的，还应让公众看到：行政体系有能力划出红线，令官员不敢逾越。
——徐立凡《拿什么挽救“前腐后继”的交通厅长》
《三字经》《弟子规》多是对“弟子”的训诫，但其中也有很好的思想，比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之类。如今的大人先生们，对孩子们养而不教、教而不严，有几人自责?以为自己多吃了几年干饭就可以无师自通、不学而教，又有几人自省?高尔基说，单单是爱孩子们，母鸡也会这样做，可要善于教养他们却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必须具有相当才能和广博知识才行。
——滕朝阳《请官员大人们先懂点“国学经典”》
潜规则的势力和惯性远超人们想象，其本身亦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社会系统。没有系统的改革设计，缺乏制度和措施的全面配套，一次网络监督就像一次微风拂面而已，吹不出新的精神与面貌。
——陈家兴《破除潜规则光靠网络曝光不够》
对一个月收入2500元的城市工薪阶层来说，每月租房就要用掉一小半的收入(更不要说还房贷)，剩下的1000多元，既要养老又要养小还要养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对于这样的人群，财政收入已达8万亿元的政府凭什么还要向他们征收个税?于心何忍啊!
——晏扬《提高个税起征点 百姓受益更实在》
对于广大旅客而言，在市场体系下其缴纳的机场建设费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付费购买服务。但就生活中的常识看来，从未曾听说入住宾馆者要缴纳宾馆建设费、饭店用餐者须缴纳饭店建设费，既然机场未提供额外的专项服务，那么“购买”无从谈起。其二，投资。从资本角度讲，只要广大乘客参与投资、无论份额多少，均应享有收益权和信息知晓权，但实际上广大乘客均未享受到这些权利，且经过统筹下拨后的机场建设费也未计入股本。
——马红漫《机场建设费“糊涂账”不能继续下去》
日本政治小说家尾崎行雄曾经断言中国人“虽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也许他对中国人怀有偏见，但是在这一点上恐怕还有些高估。官场小说的畅销，很有可能证明了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实际上连文学的理想都没有。
——长平《“官场小说”热销中国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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