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发出上述感慨。这则被媒体冠之以“发飙”的会场花絮，摘出来后居然成为一时热闻，足见“农民工讨薪”已然成了一大顽疾，多年来挥之不去。
尹蔚民在发出如上感慨之后，仍然表示“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来自部长的义愤之词当然寄托着美好心愿，但每到岁末年终，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其实是人所共知的。日前有媒体报道，2010年12月29日，为了讨回自己的26万元血汗钱，20多名农民工在河南郑州佛岗新居小区门口摆出了一个“心”形，希望“以这种文明的方式，唤起拖欠我们工钱那些人的良知”。上至身系国家职责的部委领导，下到亲历讨薪艰难的底层农民工，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道德感召的方式来呼吁解决欠薪问题，委实令人唏嘘。
这不算什么突发奇想，因为比这更荒诞的方式一直都在上演：不再奢望谁能够出手相助的农民工拜过河神，生计窘迫让农民工兄弟选择以死相逼，讨薪水可以讨出人命，讨薪水需要绞尽脑汁地在方式上花样翻新……为了这么一点本来就不算多的辛苦钱，却需要饱尝艰辛、几近绝望。拖欠农民工工资，良心何在?这是部长的诘问，更凸显了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制度失灵的尴尬。
2010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曾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门下发通知，而且直接在文件名称上冠以“紧急”字样。通知所涵盖的诸多措施，几乎是对这些年来解决这一问题所有常规思路的一次集中列举。政府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从运动式的“行政专项检查”，到寄望于长远的长效机制建设，留足应急垫付资金，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几乎无所不包。效果究竟如何，尚无从进行具象的考核与判断，但起码长效机制似乎尚未建立起来。因为一年之后，问题依旧，舆论依旧，试图解决这一顽疾的措施也依旧。
对上述几类讨薪对策进行简单梳理便不难发现，几乎目前条件下能用的办法都已用尽。领导人高度重视，再高恐怕也无法超越一国总理亲自为农妇讨薪的程度，而凭借领导人重视得以解决的成功个案显然很难成为普遍的制度。至于行政干预的诸多举措，则普遍偏重于阶段性突击施压，年终岁末的运动式执法。这样的做法，往往需要农民工兄弟付出异乎寻常的代价。日常的劳动监察执法力有不逮，强力实施的企业准入、一票否决，又往往被迫给招商引资政绩与经济发展速度让路。拖欠农民工工资，俨然成为一个年终岁尾的保留节目，沦为“领导高度重视”的程式化表达，久拖不决。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这原本是最简单的法律合同关系，拖欠工资便是不履行劳动合同的违约行为，只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就应该得到终极解决。遗憾的是，农民工寻求法律救助的尝试难以得到认可，不少地方甚至明令此类案件一律不予立案。缺乏法律知识的主体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不少地方的司法部门出台规章直接干涉律师介入此类所谓“敏感案件”，无组织的农民工也就失去了代理人。即使是侥幸进入司法程序的劳动纠纷案件，胜诉后又往往会陷入“执行难”死结，甚至不得不当街去拍卖判决书。法律所体现的，本应是对每一个人的终极关怀，但在当下司法救济似乎也无力回天。
问题频现其实并不可怕，因为发现从来都是解决的第一步。给农民工讨薪，不排斥带有道德感召情怀的痛斥，但决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拖欠企业的良心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已经不单单是一己的困境，所有的困境都开始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反思与激活，需要具象纠纷解决机制的良性运转，也需要对法律途径、法治精神的集体信仰。当然最迫切的，还是要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魄力和行动力。(编辑组稿/萧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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