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强今年22岁，老家在中国中部河南省濮阳市的小乡村，那里世代以农耕为业，方圆十几公里，找不到一家工厂。
去年秋天，初次来到距老家1800公里远的深圳，他便确信，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比邻香港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现代化城市，置身于这座高楼林立、灯火绚烂、随处都是年轻人面孔的大都市，周强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里的喧嚣和繁华，成为了深圳上百万年轻农民工中的一员。他说：“深圳这地方的确比想象中的好，整个城市交通什么的都方便。人家都说，挣钱去南方，我一来就喜欢这边了。”
和村里许多同龄人一样，上初中时，周强和哥哥就在假期里外出打工，那时候，他才不满16岁。中专毕业后，他开始闯荡社会。来深圳前，周强去过两个城市，分别在钢铁厂和电子元件厂干过，呆的时间都不长，原因是“住在郊区，日子太平淡”。尽管在深圳拿的工资没有以前多，但终于嗅到城市气息的他，却一点儿不后悔。
在中国日益现代化的大城市里，像周强这样“根在农村、漂在城市”的年轻打工者，被贴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标签。这个称谓始于2010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的“一号文件”中首次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新统计，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4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到70%。
这群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产业工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介绍，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陆续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少有务农经验，教育程度高，接触信息多，有着更现代的观念和意识。他说：“第一代农民工更多是在外面赚钱，再回农村把家养好，把子女养好。新生代农民工没那么多负担，更多的是外出见识社会，增加阅历，拓展眼界，甚至更多人是不喜欢农村的生活，就喜欢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要离开农村。”
尽管期许很高，但由于学历低，技能弱，以及城市人天然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们很难进入高端产业，不得不在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打拼。
眼下，周强在一家只有十几人的广告公司打工，主要业务是给商业活动、文艺演出做舞台灯箱的布景。公司管吃管住，每月保底收入900元人民币，比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还低。算上提成，也才只有1500元。忙起来的时候，他不分黑夜白天地“连轴转”，经常是后半夜才回来，歇不上一会儿，一大早又得出发。他签的是临时用工的劳动合同，随时可能被解雇，很多苦闷只能憋在心里。“我们这几个一块干活的，经常干活干累了，就有怨言，比如‘什么公司啊，白天晚上都干活儿’。可说说也就罢了，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
尽管隐忍，但与老实、懦弱，甚至被拖欠工资都不敢吭声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周强和同伴们多了一些勇气。去年，一位同事搭展板时，摔成了骨折，公司仅出了1000元赔偿。此后，周强开始注意保护自己，坚决不干登高爬梯的活儿。另外，如果觉得这阵子工作强度太大，他和同事们会瞅准时机，跟老板讨价还价。老板会视情况在工资里加100到200元钱。他说：“如果不满，就直接去找他老板去。工作这么长时间，可以给我们加一些工资的。你必须让他看到你的想法，大概要他涨多少，你得跟他说。”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制造业的逐渐内迁，“民工荒”现象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露头，新生代农民工的博弈资本似乎厚实了一些。但在没有“安全感”的城市里，周强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手段却依然少得可怜。
与那些年轻的同伴不同，在物质生活极度发达的深圳，周强没沾染上任何“奢侈”的消费嗜好。至今，他没看过一场电影，没去过一趟歌厅，没换过一部手机。这位懂事的小伙子每月都准时给家里寄钱，只留下400元钱生活费。为节省路费，他每年只回一趟家。他没交女朋友。而如果在老家，这个年龄的他早该考虑娶妻生子的问题了。
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离住处不远的莲花山公园，那儿不收门票。灯火阑珊时，从山顶俯瞰流光溢彩的深圳夜景，他心底总是涌起无限向往，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在这里扎根。他说：“深圳有钱人特别多，(看他们)有一种仰视的心情，总感觉比人家矮一截。最便宜的两室一厅也要200多万，自己要赚多少年，才能赚够这些钱……”
看不见的身份、财富和权力壁垒，把周强阻隔在这个身处其中、朝夕相伴的世界之外。即便如此，他也不想像父辈那样，回到乡下，拾起农具，过那种安稳得能望见30年后的生活。他说：“我现在不喜欢种田，在外面挣一个月的工资，都比种地强。”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分析认为，像周强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处于脱离了农村，却又融不进城市的“半城市化”状态中。在中国超过1.4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保守估算，30%以上的人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和困惑。他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找对象在哪里安家。他们对未来有不确定性，对未来觉得很恍惚，有一种恐惧。择偶、就业、交友、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规划等等，这些都给他们产生很大的挑战。”
没事的时候，周强喜欢读报、看电视，偶尔也上上网。他关注深圳的每一点变化，把自己当成深圳人。不过，在这个度过青春、流下血汗的地方，他没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这些城里人看来理所应当的权益。他特别盼望，政府能给他这样的外地打工者多谋些福利。他说：“应该多关注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给他们福利什么的方便一点。比如，住房、坐公交什么的要便宜些，政府可以在医院给外来务工人员设立一些(看病)比较优惠的地方。毕竟都是打工的，都想省一点钱。”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看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城市要对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公共服务平台，逐步解决他们的职业培训、子女入学、社会保障、法律维权等一系列问题。企业要改变短期性雇工行为，建立稳定的就业渠道，让年轻农民工建立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工会组织也亟待壮大。
最根本的举措，则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结构，在城市化过程中，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入城市，享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王春光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课题。他说：“我们的社会发展必须有公平、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现代国家必须让每个人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农民工城市化是必然趋势。这批年轻人如果真正融入城市，就会给当地发展注入了很强活力。我们应该保护他们的奋斗精神和活力，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可持续的人力资源。”
这位专家强调，基于中国目前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就业趋势，现在，正处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事实上，早在2010年伊始，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一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他们“市民化”。
尽管目前生活得不太如意，但周强一点儿也不气馁。他从小就崇拜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梦想着有朝一日，创造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他说：“在这个公司看人家怎么搞活动，学好之后，我就想，在我们那边老家能不能搞起来这样的业务。”
站在深圳如潮的人流中，阳光打在周强脸上，眉宇间闪烁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街道上穿梭的车流，让他熟悉又陌生。听新闻里说，南方的“用工荒”正在加剧，未来三年，中国面临2000万的农民工“缺口”，他盼着老板能加些工资。
新一年里，他可能会考虑换一份工作，但却不想离开。他说：“如果现在离开深圳的话，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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