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以“80后”为主体的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引发了大众的关注。有专家认为，只有切实冲破竖立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路上的各种难关，新生代农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才能以健康的姿态在城市过上幸福的生活。
不敢奢望又十分关注房子
来自肥城的王玉安， 20 出头，白白胖胖，黑色裤子和白色夹克都一尘不染，怎么都无法将他与二代农民工联系起来。王玉安开口先笑：“ 我们来城里打工，不纯粹是为了挣钱，更重要的是开阔眼界，寻找我们喜欢的生活。”
出来打工一年多，王玉安感觉不错。工作很好找，工资也够用，每周都有一天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就和朋友们出去逛街、上网、游玩，“比在农村的生活丰富多了。”
王玉安也有烦恼，那就是将来能不能在城市留下的问题。他感到最大的困难，不是就业和婚姻，而是住房问题。他说，年轻人找工作不难，找对象也不发愁。可是每年只能存个万儿八千的，这种收入水平就算不吃不喝，买套房子也得几十年。买房几乎是身边的朋友们天天议论的事，也是大家不敢奢望又十分关注的事情。
在年轻农民工中，一说起在城里买房，第一反应就是“想都不敢想”。但在谈话之间，不难发现他们又对买房子有着热切的期望。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房子，就无法在城市里扎根。
“买房难成为困扰这些年轻人的头号问题。”负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刘丕峰接触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他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和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留城的意愿强烈，就业选择也更多。但是，买房问题成为挡在他们面前的难中之难。
王玉安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大都喜欢城市里的生活。如果有专门给我们这个群体提供的廉价住房，或者可以廉价租房，那么大家留城就会有更多的信心。
身份歧视难忍受
来自湖北的王志江今年27岁，个头不高面色黝黑，同样是穿着干净谈吐利索。写的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王志江介绍说，2006年3月份他来济南打工，和一家公司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2009年3月合同期满后，公司没有再和他签订合同，他也没有要求公司再签合同。又干到今年5月，他选择了辞职。可是辞职后，2009年全年和今年前几个月的奖金，公司扣下不发了。这期间的奖金有7000元，对王志江不是个小数目。他多次到公司协商，公司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王志江说，这家公司待遇不错，自己本想长期干下去。但是对农民工的歧视，让他无法忍受，最终选择了离开。王志江举了一个例子，辞职前一周多的时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领导曾经三次对他说：“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受到领导或其他同事歧视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自己十分努力，即使工作业绩比不少同事要好，还是受到别人的冷眼，好像被打上了“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随时会走人”的烙印。
“总是被当成乡下人，被当成临时人员，被当成难以承担重任的人员。”王志江说，从一些人的眼神里，从他们的话语里，从他们的态度上，自己能深切感受到一种身份歧视。王志江愤愤地问：“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家庭背景，我们就该受到歧视吗?”
遭遇身份歧视，王志江想了很多。他说，现在自己年轻尚且被如此看待，将来自己年龄大了，受到的歧视会不会更多?将来结婚生子，孩子会不会受到歧视?
感觉和城市总有段距离
28岁的张长森老家在庆云县，20岁起就外出打工，现在和妻子同在青岛一家工厂上班。
张长森介绍，夫妻二人打工的工厂管住不管吃，每人每月工资1500元左右。二人省吃俭用，每年能存2万元左右。他们希望将来能留在城市生活，因此一直没有要孩子，为实现城市梦努力打拼。
可是很多一起出来打工同伴的经历，又让他们感觉留城是一种奢望。 张长森所在的村，有十几个年轻人一起出来打工。结了婚后，基本上也是夫妻二人一起外出打工，希望多一点积蓄。可是一旦有了孩子，一般是丈夫继续在外打工，妻子则留在农村照看孩子和种地。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城市生活成本遽增，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张长森说，夫妻二人在城里怎么都好说，可是有了孩子后，买袋奶粉都得近百元，各种孩子的用品价格高又不得不买。城市里的高消费，是他们的收入水平无法承受的。
张长森夫妻也隐隐感觉到，他们和城市总有一段距离。 比如和其他市民比，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不同，其他人工作之余可以休闲娱乐，他们总是省吃俭用认真工作。自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不多攒点钱，将来生个病有个灾什么的，可怎么办?在这种对比产生的压力下，总感觉喘不过气来。
还有一堵无形的墙，让张长森他们无法释怀，那就是城市户口问题。张长森说，如果没有城市户口，很多问题无法解决，比如将来孩子上幼儿园、上学都将十分困难。户口问题成为买房问题之后，他们感到最困难的事情。
“城市是他们的城市，我们农村来的，早晚得回农村。”张长森和一起出来打工的伙伴们在一起闲聊时，总是这样感叹。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城里自己创业，经济条件极大改善，最终的归宿还是回家乡生活。$nextpage$
“同工同酬”还有多远?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的首要目的，也是摆在他们眼前的头号难题。当前企业用工短缺的背后，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待遇微薄的尴尬现实。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不光是工资低，与城镇职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着工作强度高压力大、居住状况差、劳动关系不稳定、工资支付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山东泰安市进城务工青年培训学校校长王元成说，“同样的付出，却没有同样的回报，这些受过一定教育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怎么会甘心工作呢?”
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难融入城市，主要是因为对城市的认同感低。工作方面，同工不同酬，工作不稳定，整体待遇较差。在就业过程中遭遇种种不公平待遇，使新生代农民工始终有一种对城市的排斥感。
王元成说，必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清理和取消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切实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全国政协委员王晓建议，切实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构建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注重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提高职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
公共服务如何共享?
“新生代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一方面表现在劳动权益受侵害方面，更突出的是，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无法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社保、住房、子女上学等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沦为城市的‘二等公民’。”山东省律师协会会长杨伟程说。
“必须解决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边缘性问题。”海南五指山市副市长陈国诚认为，首先政府要落实新生代农民工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制度，尤其是完善工伤保险纠纷的调解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病有所医、伤有所医，同时，要逐步扩大农民工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的覆盖率。
王元成建议，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探索在异地就医、报销的办法。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简化区域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实现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跨区域就业时随同转移。
随着城市房价和房租飙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日益凸显。调查显示，海南新生代农民工只有9.9%的人在城市中买房居住，而且这还主要得益于上一代人的支持，75.1%的新生代农民工自己租房或者住单位提供的宿舍。
李建保代表说，面对高房价，“居无定所”的问题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感到在城市难以立足，建议政府应实施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廉租住房政策，可以考虑把在城市稳定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农民工，纳入政府廉租房政策享受范围。
要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推行城乡一体化的户籍改革。常德传代表建议，以人口居住登记取代户籍管理，实现户籍动态管理，赋予所有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外来工的本地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彻底消除身份歧视。
精神危机怎样化解?
“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是心理上的融入，但现状是，相比于就业、社保上遇到的困难，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上面临的危机同样不可小视。”一些专家不无忧虑地指出，企业、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漠视让他们陷入心理的孤独和苦闷中。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新主力，将会对产业发展与产业工人队伍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城市，在企业工作，没有当农民的经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城市主体心态与上一代农民工城市过客的心态完全不同，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尊重和认同，希望被认为是城市的一分子。
“当农民工不再被当成农民工看待，或许才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时候。”王元成说，必须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需求和心理诉求，引导他们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社区要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缩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促进他们在成为“企业员工”的同时也能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政府积极响应“三难”问题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目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三难”，即缺乏技能稳定就业难、改善住宿难和落户难。他说，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新诉求，帮助其解决“三难”问题，是各级政府和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
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编织袋进城务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拖着拉杆箱进城，他们的权益诉求也在发生明显变化，这突出表现在，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并融入城市生活转变;由工资支付保障向要求提高薪资待遇并完善社会保障转变。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分析，多半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接近一半人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并向城市流动已成一种趋势。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专业培训，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外出打工就业比较困难，仍处于产业链低端且流动性较大。
同时，不少专家指出，目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最大的难题之一便是寻找一个稳定的住处：商品房是他们中多数人难以问津的奢侈品;经济适用房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的定位亦将其排斥在外;而廉租房地理位置偏僻，保障范围小，供不应求……
为解决技能缺乏就业难稳定的问题，各级政府将加快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农民工培训体系化建设。同时，继续加强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对接，努力缓解“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突出问题。在继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基础上，促进更多的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
为解决住房难，各级政府会以推动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为重点，积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逐步将在城市有稳定就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将低收入住房困难农民工纳入廉租房范围，将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农民工纳入公共租赁房范围，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农民工公寓。
为解决落户难，各级政府将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积极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农民工落户条件，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对农民工在城镇落户过程中涉及的住房、土地承包以及宅基地等问题要进行深入研究，完善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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