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农村劳动力。他们与以往的劳动力有所不同，受教育文化程度比较高，从学校毕
业后直接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等并不熟悉。同时，他们又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农二代”，他们没有“富二代”、“官二代”那么多可以仰仗或继承的资源，因而对社会公平和平等竞争的渴望格外强烈，权利意识也比父辈明显要强很多。社会转型期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让“农二代”得以走出土地和大山。但“农二代”的生活质量不是拥有几件名牌、有一套城市住房就能改变，他们需要在就业、择偶、交友、求学等权利生活层面，拥有和城市人同样的机会。如果只是把他们定位于农民工的后代、城市基础建设力量的接棒者，则注定他们还将延续父辈的命运轨迹，更强化社会固有的出身论和血统说等不良观念。“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新”在年龄，更应“新”在群体生态和生活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发展困境
一是户籍障碍。不容置疑的是，能否获得城市户口将直接取决于广大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真正扎根。近些年，一些地方和城市对农民工户口从农村流入城市，虽然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但总体上限制颇多。这一难题不破解，显然无法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步骤，这就需要有关方面尽快推进和加大城乡户籍的无障碍流通探索改革。
二是就业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后，不会仅局限于在建筑工地、低端工作岗位谋生，这部分人还将迫切需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以真正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保证。但从客观情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学历、技能的影响和制约，尚未完全具备和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平等竞争高端岗位的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和知识方面的培训，在就业机制上向较弱势群体倾斜。
三是心理障碍。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
最后是“保障制度”的障碍。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能够生存下去、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还得从制度设计层面对他们予以关照。将他们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在医疗、教育资源分配上与市民一视同仁……以降低这部分群体的城市生活成本。总之，上述问题既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市民化的前提，也是横亘在“市民化”面前不得不大力破除的体制性障碍。
破除困境，为农民工构建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摆脱漂移不定的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为了保障他们基本居住权利，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较低价格的住房。同时，要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引导居民树立购买与租赁并重的二元化消费观念。
要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一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农民工报酬、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机制。二是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政策服务体系。三是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涉及面广、难度大，必须有法可依，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要坚决消除对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补充和完善保护其“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条款，同时，要尽快出台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针对农民工目前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情况，要动员各有关方面，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要加强培训，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稳定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需求，促进就业的关键是提高其就业能力，而素质和技能培训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要一环。
正确引导舆论，弘扬社会正气，为农民工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长期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多是负面性的，这就在无形中助长了部分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因此，要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就一定要培育传媒的公平观念，在评价市民与农民工时要使用同一评价标准，要扩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先进事迹的宣传，增加对农民工贡献的报道，以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上进心，引导市民客观的评价农民工;传媒也应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通过广播的形式开设咨询类、指导类、访谈类、信息类、新闻类等栏目，关注他们的生活，道出他们的心声，指导他们的心理困惑和行为偏差，宣传各种生活小常识和人际交流须知、公布各类政策法规、剖析成功或失败的典型案例等等，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养料，促进他们的成长。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何去何从，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社会问题。关注他们的社会归属问题，建构一种合理制度并采取适当对策使他们顺利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转移，既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也关系到未来中国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虽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注定会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应不断努力，及早调整相关政策，及早化解其中可能出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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