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啃老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一种无奈的过渡。对啃老现象不应一味指责，更不能贴上“啃老族”的标签。正确的导向应该是鼓励年轻人增强信心、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同时创造充分条件和良好环境，让他们走出啃老的怪圈。
值得重视的“啃老”现象
虽然“老养小”家庭有所增加，但以啃老作为一种长期生活方式的人毕竟是少数。
“啃老族”的说法最初来自英国，英文简写为NEET，字面含义是指义务教育结束后不升学、不就业、不参加职业培训、依靠父母生活的年轻人。在中国，媒体也把“啃老族”叫做“吃老族”或“傍老族”，他们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意愿，但又不能去工作，需要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与传统的“老失业人群”(4050)相比，社会学家将这些“2030”称之为“新失业群体”。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分析，“啃老族”和新失业群体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啃老族”中也有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他们有工作、能谋生，却因为文化程度低、技能差，只能获得较低的薪水，需要父母资助才能维持正常生活。她认为可以将“啃老族”分为失业、待业人员群体和低收入就业人员群体，主要包括毕业后找不到满意工作的大学生、怕苦怕累不愿从事中低端劳动的年轻人、下岗失业的中青年等。此外，还有少数家庭条件优越，不工作也能获得物质享受的富二代“啃老族”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就业压力增加和物价、房价上涨等原因，一些年轻人从最初的“啃吃、啃穿”向“啃房、啃车”演变。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梅志罡将“啃老族”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生存型啃老，一类是享受型啃老。根据他的研究，城市中80%的青年购房都需要父母的经济援助。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
尽管如此，专家表示，真正意义上的“啃老族”比例很小，要区别对待啃老现象和“啃老族”，并且慎用“啃老族”这一词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啃老现象在中国确实存在，而且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但以啃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将其作为一种暂时、过渡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长期的生存状态。“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啃老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一种无奈的过渡。对啃老现象不应一味指责，更不能贴上‘啃老族’的标签，这对于激发他们走向就业市场是不利的，正确的导向应该是鼓励年轻人增强信心、奋发有为、积极向上。”
长期研究老龄化问题的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缪青认为，啃老现象的背后反映出老年人的孤独寂寞：“中国的养老一直是以家庭支持为主，属于传统的、小规模养老，社区对老人的照顾和关爱又不够，有些老人希望被孩子啃，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精神慰藉。”
啃老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年轻人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
“啃老现象是现阶段中国一些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也与文化传统和个人因素有关。”李春玲分析。
当前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上升，导致独立生活成本增大。啃老群体面对的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社会，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城市中的生活成本也急剧攀高，飙升的房价、上涨的物价给不少年轻人造成生活压力，客观上形成了啃老群体向父母和家庭伸手的社会原因。
就业压力促使啃老群体出现。中国劳动力资源近年来呈现相对饱和趋势，不仅总量供大于求，而且结构性矛盾突出。一面是大量毕业即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一面是许多基层工作与技术工种“求贤若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短短30年左右增加了10倍，由于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教育和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导致人才供给和需求的比例不断失衡，许多人一毕业就失业。而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低薪不就业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缺乏技能的年轻人就业渠道偏窄，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一部分人索性选择不工作，在家“啃”父母。
夏学銮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等因素决定了啃老群体的人数和时间长短。
啃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家庭养老模式有关。“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一直有啃老现象，比如以前的兄弟分家产就是一种啃老，只不过现在父母赞助孩子买房、买车多数属于超前透支。”
梅志罡告诉记者，中国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沿袭着“反哺”式养老传统，父母与子女很难像西方国家那样分得清清楚楚，“父母的就是子女的”、“父母面前孩子永远是孩子”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尤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些都让“被啃”的父母和“啃老”的子女觉得啃老理所当然。
“当然，啃老成为一种现象，说明他们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夏学銮说，“啃老族”大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适应激烈社会竞争的能力较差，独立自主生活能力低下，吃苦耐劳精神不强。很多人到就业市场找工作碰了几次壁，就心灰意冷，挫折感很强。在找工作过程中对家庭有较大的依赖感，“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一旦踏入社会遇到困难，他们就会有一种退缩、萎靡的情绪。
“‘啃老族’的出现，恰恰说明需要改进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李春玲说，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和家庭教育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忽视了情商、心理素质、社会交往等综合能力的培养。
李春玲说，随着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物质的极大丰富，年轻人的价值观与上一辈人出现偏差。上一辈人讲究艰苦奋斗、勤奋工作，努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一些年轻人则追求享受、娱乐、自由，这也是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继出现啃老现象的原因之一。
啃老不应该成为“主动的选择”
啃老提前透支了父母的养老资源，也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啃老族”的出现，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研究表明，啃老现象加重了老年人的生活负担，降低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出现啃老行为的家庭，老年人面临子女转嫁的贫困，不仅得不到子女的养老补贴，还要贴补子女或孙辈的生活。一些老人为了资助子女买房，更是提前支取了养老金，这将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梅志罡认为：“中国97%的养老集中在家庭，年轻人提前透支了父母的养老资源，又不能保证将来一定与父辈生活在一起，使老年人的保障能力更弱。”
李春玲则认为：“中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本应成长为劳动主力军的年轻一代却不能工作，这无疑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
夏学銮说，从社会责任感来说，就业是成年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建立个人信用的基础。他最担心一部分啃老群体从“无奈的过渡”变为“主动的选择”，勤奋拼搏精神完全消解，完全将啃老作为自己的生存状态，变得意志薄弱。而来自社会的“标签”性眼光与他们对自身角色的不认同造成的摩擦，又使其急躁易怒，情绪不稳定。
梅志罡特别指出，目前社会上还有一种所谓增值型啃老，他们“啃”的是父母的社会资源，与那些花费父母养老金的消耗型啃老不同，这种啃老的后果是这部分人群的社会关系网越织越密，社会资源越来越丰富。
缓解啃老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关心引导“啃老族”，做好心理工作，充分创造条件，鼓励他们积极就业。
专家表示，缓解啃老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政府、学校、家庭、个人等多方面的协作努力。
首先要改善就业环境，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
“政府应在宏观层面就教育、培训、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导向着手进行调整，以缓解啃老现象日趋严峻的趋势。”梅志罡表示，政府可考虑成立专门机构帮助青壮年就业，建立青壮年失业群体的动态档案，为妥善安排培训、就业打好基础;相关部门也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职业教育、就业心理辅导、社会培训等，不断加强引导，帮助啃老群体以健康心态找准定位，掌握一技之长，尽快融入到社会中去。
夏学銮建议大学毕业生可以先在社区就业，或先到社区企业积累工作经验后再转向其他工作岗位。
其次，中国的住房政策也亟须调整。梅志罡说，城市青壮年大量啃老与中国有关住房的公共政策不完善有关。“要真正解决‘房价啃老’现象，恐怕还是得依靠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性平衡。”
此外，解决啃老问题，必须整合社会资源，社会管理政策应从中长期战略发展角度考虑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李春玲建议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革高校专业设置，使年轻人的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匹配。要在初、高中乃至大学阶段增加职业生涯设计课程，增加对就业的认识，事先预防出现啃老。
“啃老现象也对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家庭教育提出了挑战。应该改善家庭教育模式，强化挫折教育，增强年轻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夏学銮说。他同时强调年轻人自身的努力也必不可少，不能坐等着别人给自己创造好条件和机会。“‘啃老族’是不是真的在社会上没有发展空间了呢?当然不是，只要你放下身段，从基层、底层干起来，在工作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努力提升自己，保持一颗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心态，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专家还表示，社会要关心引导“啃老族”，做好心理工作，为他们充分就业创造条件，鼓励年轻人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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