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农民进城失地又失业，就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重庆市林业局副局长张洪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但到一定阶段，如果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需求上不去，会反过来拖工业化后腿。我们还是要积极推进城镇化。”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健林委员说，中国“十一五”期间城镇化已经到了46.6%，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不过，前30年比较注重数量和空间布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质量。王健林认为主要存在三个问题：规划落后;配套设施比如文化、体育、休闲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够，只注重修道路、建房子;还没有解决在城市里常住的一些人，比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十二五”期间不仅要提高城镇化率，更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城镇化的进程和民生改善相结合。原来城镇化主要依赖工业化，现在要结合农业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需求。如果农民进城以后既失地又失业，那么就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大问题。
“很多农民工在大城市打工，他们最后都回到县城去买房子”，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说，我们要适应这个趋势，加大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民，就地城镇化。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能只搞集中型的大城市化，也不能只实行分散型的小城镇化，只能选择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镇化。
“城镇化是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结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晓兰说，要合理引导城镇化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节奏，防止一哄而起、遍地开花。要因地制宜，择优扶强，着力培育各区域内有优势、有前景的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时应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必须尊重农民意愿
城镇化首先是由农民转为市民的进程。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城镇化并不意味着消灭农村、农民、农业，城镇化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欧美日70%正好，而一些拉美国家80%甚至接近90%的城镇化率却容易产生城市贫民窟和不稳定因素。
“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引起代表委员长时间的掌声。陈锡文说，要改变重城市轻乡村的发展战略，城乡统筹，不但要重视城市居民，也要重视农民工，不但要重视进城的农民工，也要重视留在农村的农民。
山西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说，城镇化建设要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村工业化、释放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大农村消费来促进城镇化。目前，吕梁农业现代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速度,“十二五”要实现吕梁城镇化加速推进，必须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大力实施“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推动农业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经营。
“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尊重他们的意愿，是推进城乡统筹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陈锡文强调。
近来，在中国一些省份，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集中居住的潮流。支持者认为，分散的农居，造成公共服务成本高，投资建设效率低。可以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衔接起来。
然而，“扛着锄头上楼道，弯都转不过来”这样的尴尬也让农民们很不适应，生活方式变了，生产方式没变，出现很多问题。
“农民进城或者是留乡应该是自愿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在农村的农民是愿意上楼，还是愿意住自己的平房，也应尊重农民意愿。如果过分强制推动，往往好心办坏事。
蔡继明认为，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进程中，必须防止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现象蔓延。要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
进城打工，回乡养老。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能“转而不移”
“要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农民工，使他们真正成为市民。”王健林建议。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除了户籍等制度因素，以居住成本为主的生活成本高也是重要障碍。许多人进城打工，回乡养老，农村富余劳动力是“转而不移”。在城市，多半进城务工人员住在工棚和合租房里，夫妻分居两地，子女在家留守。
“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保障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也是一项壮举，其意义巨大，不亚于免除农业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认为，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将有利于加快城镇化进程。
李庆云说，要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创新能力、文明素质、身心品质是城镇化的内涵标准。政府应该为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美好生活不是无节制的欲望扩张，蔡继明提醒说：“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有很多土地被占了，而占补平衡当中有以次充好的现象，很多粮田被占了，盖上楼房了，但是补充的土地产量很低。”他认为，城镇化应当改变“摊大饼”式的扩张模式，加快城镇化发展要和保护耕地资源紧密结合，严格划定城镇增长边界，走集约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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