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日前宣布，将在今年5月之后推行对十类“重点学生”实施“思想会商”的制度，其中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等。
且不说“经济贫困”的问题不从经济上而从思想上去“会商”是否对症下药，也不说“学籍异动”、“生活独立”这种纯个人问题值不值得、需不需要、应不应该惊动校方，并上升到“思想高度”，更不说“心理脆弱”的学生被兴师动众地“思想会商”后，究竟是会变得从此心理坚强，还是会给折腾得心理更脆弱，单一个“思想偏激”就让人诧异不已——思想就不能“偏激”么?
懂得法律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是决不能“偏激”的，如果向法律范畴外“偏激”，就会受到法律承办，如果向道德规范外“偏激”，就会受到道德谴责。但人们也同时知道，惟有思想是无罪的，因为思想的世界只属于每个人自己，你可以持平和周正的中庸之道，也可以偏左、偏右，你更可以将这种或“偏激”、或“不偏激”的思想拿到台面上，和别人讨论、碰撞、争辩，批评别人也被别人批评，思想“偏激”可能为部分人所看不惯，却既不违法，也不犯错，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正是在无数“偏激”、“不偏激”思想、主张的碰撞、融合与妥协下，才逐渐形成的。
当代文明社会是思想开放的多元化社会，所谓“思想偏激”，无非是他人想法和大家不同，或干脆说，和提议“会商”者不同，这原本是正常现象，又哪里到了必欲“纠偏”的地步呢?思想本就是自由的，诛心之论，古今中外都饱受批评，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思想会商”，这种试图在思想上强行“大一统”的思维模式，似不符合人类的天性。
北大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的学府，“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直是北大引以为自豪的学术风气。自蔡元培时代以来，历届北大校方都能秉承、尊重这八字传统，有意识地选用、包容思想倾向和个人风格迥异，但学术专长突出、教学作风端正的师资。教授、老师是学校雇员，尚有在言行上与学校风格保持一致的需要和义务，学生尚处于学习、成长和思想成熟阶段，更应“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学术成熟、见解进步的前提和保证，就算“偏激”一点，又有多大问题，以至于要兴师动众去“思想会商”呢?
再者说，思想这东西，除了大是大非外，原本就是见仁见智的，在彼曰“偏激”，在此或言“平和”;某些人认为学生“胡思乱想”是偏激，需要“思想会商”，一些学生或许反倒觉得，胡思乱想是学生的自由和天性，对这种胡思乱想产生太多“胡思乱想”，甚至动议要“思想会商”，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偏激”。
据媒体报道，北大学工部副部长就需要“思想会商”的“偏激思想”举例，说“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这个“偏激” 的定义就显得颇“偏激”——食堂饭菜如果“动不动涨两毛钱”，学生凭什么就不能“批评学校”?如果这个为了食堂饭菜涨两毛钱批评“动不动批评学校”的学生，正是所谓“经济贫困”、“罹患重大疾病”的“重点学生”，这种在校方看来的小事，足以让其境遇雪上加霜，甚至影响其学业、生活，他又如何不能“批评学校”?
将这类本来是正常、合理的批评、意见当做“思想偏激”，要去搞“思想会商”，是不是本身就有点“偏激”?照笔者看，产生如此想法，该“思想会商”的，似乎反倒是提议者自己。
学校是培养独立思考个性、崇尚思想和学生自由的学术场所，思想不是行为，“偏激”也不是过错，对“思想偏激”的“重点学生”大惊小怪，要实施“思想会商”是不妥的，这种试图强行“规整思想”的念头和作为，本身倒似有“偏激”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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