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穹顶徐徐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那一晚，红场上寂寥无声。
苏联这一存在70载、称雄世界数十年的“红色帝国”在这一刻宣告土崩瓦解。对这一“二战”后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影响的分析与辩论，一直持续至今。历史无情亦有情，苏东转轨或已结束，但对转轨学的深入研究仍格外值得关注。
几年前，笔者曾随中共党史学会代表团一行对俄罗斯进行过为期9天的访问。在俄期间，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大学亚非研究所、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共、俄国家档案馆、中国驻俄使馆等单位，同俄学术界、政治界20多位友好人士进行了座谈和交流。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克里姆林宫、胜利广场、列宁格勒英勇保卫者纪念馆等地，沿途随机访问了莫斯科郊区居民。访俄期间，耳闻目睹，感触良多。关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国内政评如潮，其中不少观点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共，导致了苏联解体。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无情的，人心向背决定一切，苏共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有关的大问题，专家学者多有精深研究。笔者就几个小问题，从侧面对俄罗斯进行剖析，作了些思考：
自由是人性需求的本质
当前俄罗斯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如过去，但70%以上的人明确表示不愿回到苏联时期。除了苏共脱离群众，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导致体制僵化、党内腐败、经济停滞等原因外，人民反应强烈的是苏共把一切都纳入掌控之中，管理太严格。老百姓从入托上学到婚丧嫁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干涉，感受不到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这是老百姓不愿回到过去的重要原因。俄罗斯人民普遍感到现在精神轻松多了，思想自由多了，心情舒畅多了。但是，笔者也注意到俄中央政府对媒体控制很严，凡与政府不保持一致的，不惜重手整治。2000年初，经常对政府指手画脚的媒体大亨别列佐夫斯基遭到俄司法机关指控，被迫卖掉公共电视台、电视六台的股份逃亡英国;另一媒体大亨古辛斯基被指控侵吞国家财产而流亡国外。可以适当批评政府，但绝不容许反对政府，在这一点上，没有丝毫自由可言。但是，政府的干预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不可能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民众之上而为所欲为。民主与法制是人性自由的保障，只有在法制健全、民主充分的基础上，自由才能表现如意的伸缩，人性才能感到美满的舒展，人们才有激情去创造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融，社会平和进步。
纵观中国历史，春秋时期，诸子百家，思想鸣放，论辩的结果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由奴隶社会进步到封建社会。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也是思想交锋，推动了工业化革命，结束了中世纪的黑暗，催生了资本主义并产生了大量的文学戏曲、绘画雕塑精品，达到了人类艺术的巅峰，至今无人超越。“文革”结束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思想上的大解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场论辩的必然结果。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是人性化在发展战略上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大政方针，从有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出发，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着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政策的释放和社会的承认，这是人性追求自由的社会属性，应当予以重视。
信仰是民族凝聚的根本
苏共执政时期，在封杀宗教信仰的同时，不断向人民灌输共产主义信仰。但由于领导集团成为特权利益的代表，其理论与实践相背离，便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执政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并没有因为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而导致思想混乱、分崩离析，不得不承认东正教在人民中间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俄罗斯80%的人信仰东正教)，不得不认真审视宗教的力量和作用。这是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不得不认真处理的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社会功能。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改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了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更为不幸的是，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由此引伸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于是，宗教成为一种毒品，成为旧社会的残余，成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成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宗教在形式上是幻想，在内容上却是现实的。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列宁的理论错误就在于离开了唯物史观，不是从根源上考察宗教，而是单纯从消极功能上否定宗教。我们应当用马恩的“反映论”取代列宁的“鸦片论”，赋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时俱进的新的内涵。
江泽民同志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述，肯定了宗教有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共同基础，超越了列宁的宗教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我们研究宗教问题、制定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
宗教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不是私有制社会的垄断品。相对于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宗教有其超然性，并不固定随着一种社会制度的兴亡而兴亡。所以它能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比任何政权和政党的寿命都长得多。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的核心虽然是神灵信仰，但还包含着文化内涵，除政治功能外，还兼具其他功能。它是非科学的，但不一定反科学。宗教在探索生命奥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深刻的人文智慧，在争取社会支持的过程中积累了服务改良社会的政治经验。我们应当全面估量它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效，正确运用其资源为政权服务。$nextpage$
宗教是应对社会危机与道德危机的重要精神力量，不能强求意识形态的清一色，清一色是思想专制，不是社会主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国不能重蹈苏共强制信仰的覆辙，如果执政党的思想文化只剩下一种，就会失去代表的广泛性而陷入孤立。因此，应使宗教成为社会主义在政治活动、道德建设、社会稳定、文化教育、外交外贸等方面的同盟军，引导他们成为重要的爱国力量，发挥其在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公益功能等方面的作用，汲取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来填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善用宗教来抚慰人们的心灵，给予一些人的现实生活欠缺的精神补偿，从而使得宗教的哲学、道德、文化、艺术，乃至习俗，通过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影响着世俗。
共产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禁止信教。但党内不能要求、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也要允许思想差异。对中央、省部、地厅、县处等不同层次的党员，要有不同的要求管束，重视给予普通党员话语权，尊重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苏共1800万党员，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几乎没有党员站出来反对。普通党员在执政时期没有发言权，在丧权亡党时期也就不会为这个政党奔走呼号。这个教训非常深刻。俄共20万党员时，在列宁的领导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200万党员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夺取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是在苏共近2000万党员时，“红旗”却落了地。党的强弱不能机械的以党员的多少来衡量。中国共产党已有七千多万党员，连老幼在内，每20人中就有1名共产党员，但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并不成正比。因此，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有多层次、多渠道、多内容、多手段的宣传教育，使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重视，正当利益得到保护，困难问题得到解决;使党内生活丰富多彩而富有人情味、团结活泼而倍感组织亲，从而增加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要加强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着人本精髓，中国的传统道德充溢着礼乐华章。孔孟之道予以扬弃，赋予时代内容，形成凝聚中华民族之魂。笔者讲的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只是国内的56个民族，还包括海外的华人圈。能够凝聚民族的，必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反映和集中表现。因此，凝聚民族的魂核只能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不可能是外来文化。
民主与法制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关键
俄罗斯是中国的镜子。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将影响中国的命运。简单地把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贴上反面教材的标签是危险而有害的。
俄罗斯制度剧变不是暴力强制，而是民意的反映。1990年俄公布的《全民公决法》规定：“全民公决是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重大问题进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决的决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进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国均须遵照执行。”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自1991年至2004年，俄举行了4次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俄人民对选择方向的再确认。1991年至1998年连续7年的经济衰退，国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现在，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人民更不原意走过去的老路。
俄罗斯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不可逆转，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1993年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参与政治，权力分配和运行进入了法制轨道。因此，俄罗斯转型首先从变革的合法性入手，并非我们表象地简单地认为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一旦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并获得权威，国家的目标就明确了，变革也就有章可循。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是哪里，甚至是会走到哪里、到底想走到哪里，都不清楚。
我们抨击得最激烈的是俄罗斯在推进私有化进程中的腐败。不可否定，俄的公开私有化不免出现了寡头和腐败，但这与关起门来化公为私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含义。俄私有化使得产权清晰，从而形成维护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比如，谁想把一块属于公民个人的土地弄到手，就得遵照平等自愿的市场法则，否则就会遭到强烈反抗。反之，经济自由化政策也保证了政治变革的民众基础。如果寡头利益跟选民利益不一致，那么，政治家里就会分化出制约力量，而不是整个政坛如酱缸，径直变成权贵资本主义。不公开透明导致的腐败和公开私有化导致的腐败，是两种不同的腐败。一种是关起门来的腐败，一种是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腐败。宪政民主制度下腐败治理的前景和专制下腐败的治理前景是不难区分的。假设俄罗斯还是斯大林时代的制度，那么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进行改革，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市场激发的物欲结合起来，就不能不导致权贵资本主义以及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黑社会资本了。这时再来自我赦免，就缺乏道义基础和法律基础，就会引起社会严重不满，甚至是政治危机。
渐进改革并不是没有牺牲品，而是牺牲品不能发出声音;并不是没有代价，而是代价由弱者付出。这是不公正的。
胡锦涛同志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建设政治文明的核心，支撑这个核心的就是民主与法制两大基石。
中国执政党应当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品质和理论勇气，丰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改进执政方式，完善执政方法。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一是要依法行政，不能法外执政，法外用权，“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语)。二是依公信力行政，把行政建立在广大人民自觉认同、自愿服从、衷心拥护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公共权力作后盾，依靠专政机关的强制力量。获得公信力的途径有四种：思想基础。能够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提出适合于特定阶段的，反映大多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纲领、政策，去鼓舞和凝聚民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意志，构成了执政公信力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能够取信于民，将所提出的正确的纲领、政策、措施贯彻落实，不断使全体人民得到并且日益增加看得见的利益;道德基础。能够保持自身廉洁，勤政为民，防止权力异化和腐败;社会基础。能够兼顾和平衡各方面正当、合理的利益要求，代表社会公正形象。
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些不能不正视的理论和观念上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问题上，要从片面强调经济社会形态，即社会制度，转变为注重更根本的技术社会形态，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从只重视制度模式，如公有制等，转变为更重视价值取向，实现人民富裕幸福;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观念，转变为二者长期并存的新观念。
——在所有制问题上，要从动辄兴问“姓公姓私”，转变到首先关注所有制“是好是坏”，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偏重公有制的形式和现象，转变到注重其内容和实质;从公私对立论，转变到相互促进论;从狭隘的公私二分法，转变到包括国有与社会所有、国有与民有等多维视角。
——在阶级和阶层问题上，要从单纯的生产关系角度(有无财产及其多少，劳动与剥削等)，转变到侧重生产力角度(是否投入了生产要素，对生产力发展有无贡献等);在审视剥削问题时，要从简单化的要素价值论(只承认劳动的作用)转变为系统价值论(在肯定劳动起主导作用时，也承认其他生产要素和需求的作用);从只讲阶级和阶层的对立，转变为既讲差别，又讲互补;从只强调共产党的阶级性，转变到更加强调人民性上来。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从理论本位论，转向实践本位论;由服从马克思、恩格斯等领袖个人的只言片语，转变为遵从普遍真理的科学态度。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正是“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长青”的精髓所在。$nextpage$
韬光养晦是应当长期遵循的策略
俄罗斯以及海外媒体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很警觉，褒贬不一。俄对尤科斯公司的制裁，除了打压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野心外，还对尤科斯公司与中石油签订石油管道输出协议有关。出于本土安全考虑，普京把管道石油输出让给了日本，表达了他对中国的不放心。中国人口太多，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就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中国发展很快，但要慎言“崛起”，警惕在辉煌中迷失自己。邓小平同志关于“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教诲，应当成为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所遵循的长期策略。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过20余年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中国从1978年开始，也经历了20余年高速增长，现在只达到小康初级阶段。主要原因，一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大量的资源由低效企业支配，形成制度不经济。二是企业追求自我循环，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益低;追求增量，破坏存量，形成运行不经济。三是增长速度高，库存也高;增加值、产销率水分多多;呆坏账、虚假账，会计失真;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屡禁不绝;商业交易互相欺诈、互相拖欠，难以根治;权力寻租，贿赂公行，道德失范，市场失灵，形成诚信不经济。
在中国高唱“风景这边独好”时，日本人四处大倒苦水。结果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陡增，日元则由于国际对日本“困难”的同情而贬值。实际上日本的资本，70%在海外，占到全球海外净资产的一半以上，且每年增长都在13%以上，资本收益率远远超过中国。日本还哭诉其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到5.1%，局面难以维持，实际上劳动力不足的总量远远大于企业裁员的比例，失业率不足2%。日本政府的日子好过得很。日本的做法是否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基尼系数已逼近0.5(1980年0.2，1993年0.42，2004年0.465)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亟待重视的社会问题。实现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共进;从突出注重效率，转向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注重公平与公正，追求公平公正原则下的高效率;从过去偏重于抓经济增长，转向抓经济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注重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这样三个转变尚待时日。
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多矛盾的道路还很漫长，目前还没有理由为自己叫好。
以史育人是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的有效途径
访俄期间，引起笔者强烈震憾的是参观俄罗斯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兴建的胜利广场，那高耸云天的纪念碑、气势恢弘的场馆、布置肃穆的展厅以及历次重大战役的生动再现，无不使人感受到苏联人民在二战中的英勇悲壮和不朽功绩，雄辩地向世人昭示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从而激发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不要忘记，胜利广场是在1995年俄经济极度衰退、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叶利钦拨巨款修建的，并得到俄人民的广泛理解和支持。精神财富岂能用金钱计算!与之相比，中国还有差距，“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反法斯战争烈士纪念墓地、列宁格勒保卫战纪念馆等都有令人暇思的雕塑和不熄的灯火，象征着薪火相传，永不熄灭。俄罗斯年轻人结婚，都要到烈士墓前献花默哀，都要到这些纪念场馆缅怀先辈的英雄业绩，他们把这些当作爱情坚贞与纯洁的象征。他们喜欢周围的人们和他们一起高喊“苦难!苦难!!苦难!!!”，表达了新人们不忘过去的艰难岁月和人们对他们今后甜美生活的祝福。
彼得大帝是倍受俄罗斯人民尊崇的民族英雄。宣扬彼得大帝功绩的各种绘画、雕塑，即使在斯大林的疯狂年代也保留完好。彼得大帝征服周边大公国，扩大疆域，统一语言文字，统一法律政令，并派出庞大的代表团考察西欧各国，自己伪装成随员，并到瑞典打工，学习机器制作，用他国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政治制度，革除国内积弊，才有俄罗斯的强盛。俄罗斯在历史上的历次征战中最终总是利益获得者，从不吃亏。由此可以感悟到，广泛学习各国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接纳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是多么重要，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紧闭国门是多么愚蠢。
俄罗斯尊重历史，以史育人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莫斯科居民即使生活很困难，一家人每周至少也要去看一次话剧、歌剧。莫斯科大小剧院70多座，上演各种剧目，长盛不衰，把青少年的教科书形象化、艺术化，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培育他们健康向上的情操，增强他们热爱祖国的信念。世界闻名的莫斯科大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门票最贵的100美元，最便宜的只有50卢布，相当于十几元人民币。这可是世界级的顶尖艺术啊。联想国内，还谈不上阳春白雪，一般演唱会的门票都是高价，老百姓消费不起，宣传效果又从何谈起呢?
俄罗斯重视历史教育的作法值得中国学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东欧、特别是苏联剧变的警示，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变革，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道德诸方面正处在一个激烈碰撞并亟需寻找新的定位的现状，用历史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通过深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揭示发展规律，丰富思想理论基础，做到科学资政，正确育人。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破浪前进。但是，航向正确并不表示一帆风顺。我们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还须艰苦奋斗。
(作者系原陕西省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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