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还在小舢板上风吹浪打，他们已经坐上了万吨邮轮优哉游哉，哪里还有风雨同舟的感受。如果关系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从来都没见过、没尝过那些曾经通行于市面的问题食品，他们又怎么能体会到公众的焦虑，又哪里有动力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就像从来不下井的矿长体会不到矿工的担忧，住着福利房的公务员感受不到房价的压力。
——沙元森《有了特供蔬菜，怎能风雨同舟》
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地方的稳定，但社会的稳定一方面需要利益各方自由平等的表达和博弈渠道，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需要“长治”才能“久安”的问题，不是一时半刻的“运动执法”可以解决。深圳官方一意孤行地这么做，说到底是个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但这样做却使深圳官方在全国人民面前首先丢掉了形象和面子：其中的很多非正常手段、非正常做法，都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这难道是一个法治政府的良好形象和光鲜面子吗?
——童大焕《深圳，究竟谁服务谁?》
就在国家发改委对康师傅和联合利华发动价格警示的同个时期，4月7日0时，汽油、柴油价格再次上涨创新高，其中汽油涨价500元/吨，柴油涨价400元/吨。本次提价距离上一次油价变动的2月20日不到两月。一方面要求约谈企业提高道德水准，要在物价飞涨前保证有道德血液;另一方面却对直接加深通胀程度的央企石化巨头网开一面，价格干预上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发改委为什么不约谈中石化和中石油》
违法征地于先，猥亵妇女于后。事发半个多月，所涉种种犯罪，并没受到追究，而那个光伏基地倒在红火建设中。真不知邳州还有没有国法。女村民辛敬兰被扒掉了裤子，但她说：“我不信从南京到北京都黑天了”。的确，灌屎灌尿，扒妇女裤子，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能没一个说法。
——袁伊文《“灌屎扒裤”式征地是践踏法律》
为何总是不花钱?有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的因素，但说到底还是老问题——缺少花钱的“底气”，没的花、不敢花。如果说，刺激消费是从老百姓那里“取”，那么解决这些制约消费的根本性问题就要“予”，实实在在地通过增加民生投入提高收入水平、化解后顾之忧。否则，只靠以旧换新、家电下乡等刺激性政策，恐怕效果有限，消费也很难真正走出低谷。
——《百姓不愿花钱因没的花不敢花》
三个北京人，就有一个外地人。在上海、广州等城市，这个人口比例估计相差不大;但在所有北京、上海、广州人建设城市的贡献中，外地人会占到多少比例?事涉三分之一的人口政策，这不能成为永远停留在虚妄抽象的概念上。况且，在统计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想弄清楚，并不困难。
——樊夫《我想看到“外来人员贡献清单”》
必须注意，我现在想说的，只是一个一般性的道理，即我们在看做慈善的人时，应该关注的是，他到底做的是真慈善，还是沽名钓誉别有图谋?如果是真慈善，哪怕他的钱是偷来的，也比偷钱不做慈善好。一句话，反面人物也可以做好事，何况还没有绝对的正面反面。
——张冲《开发商也会做好事吗?》
作为公仆，市长的权力是公权力，市长的资源是公共资源，怎么能公权私用且用得如此冠冕堂皇，怎么能动用这么多的公共资源去遂个人的心愿?特别是，有报道指出，由于天气原因，常德机场内本就滞留了不少旅客，而机场方面为配合市长迎接，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处理赵本山包机备降上，延长了其他旅客的滞留时间。这就不禁让人气愤了，凭什么你接偶像我就要遭殃，凭什么明星包机备降我就要让行。市长这次若是不给个理由，恐怕就有渎职和滥权的嫌疑了。
——蔡英元《市长“追星”还是免了吧》
中国近年流行起一个词：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不少崇尚批判，乐于发表针对政府的对抗性意见。一些艺术家也有这种倾向，艾未未是其中的代表。除了极个别人因触犯法律受到监禁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享有自由，一些人一直试图让自己的自由超越普通公民。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相当不错的社会公共位置，有的甚至名利双收。而中国的政治宽容显然处于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时期。
——《西方给艾未未的庇护太特殊》
矿难让若干生命殒灭了，瞒报却让他们死了白死，除了家属其他人都不知道，有的甚至家属都不知道，这难道不比让生命殒灭更恶劣吗?矿难发生了，各方会因此汲取教训、亡羊补牢，瞒报却让矿难消失，把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变成了太平盛世平安无事，让社会失去自我净化的能力和机会，这种临深渊而不自知的迈步难道不比临深渊更可怕吗?
——乔子鲲《矿难若有瞒报能否加倍处罚》
为了保证大型节会顺利举行，采取多种措施维护社会稳定，加大安全保障力度，这是应当而且必要的。为了维稳和安保，相关方面面临着巨大压力，人们也能够理解。我们一直有“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措施”的习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习惯需要一定程度的纠偏：特殊时期可以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但是，这些特殊措施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不能偏离法治的轨道，“特殊时期”显然不能成为逾越法律界限、侵犯民众权利的理由。
——晏扬《特殊时期也不能偏离法治轨道》
统计专家有难言之隐，大家都明白，短期内也不像有改变的可能。只是希望，专家以后遇到为难之时，无论如何多保留一些真实性，技术处理做得好一些，方法设计经得起推敲些，解释理由听上去顺畅些，别同百姓感受太“拧巴”。这不但有益于树立相关部门的权威，提高相关数据的公信力，正确引导公共政策，还有利于百姓在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现实，安排未来。
——顾骏《统计专家为何缺乏“百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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