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推手助推CPI，政府调控进退两难
本轮物价上涨并非自今日始。2010年下半年，物价上涨苗头已开始显现，并于当年11月份CPI达到了最高点5.1%。
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央行从去年至今已经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利率。
投资需求推动的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输入型通胀，热钱的流入以及劳动工资的上涨……混合型通胀使此次物价高涨的趋势与历史上的情形相比更加复杂，再加之通胀预期的助推，物价上涨势头，难以平息。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姚炜对2011年一季度通胀数据做了回归测算后发现，流动性成为首要决定因素。
过去两年的货币超发明显。2009年广义货币M2平均增长28%，超过9.2%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0.7%的通缩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19.5个百分点;2010年M2平均增长19.2%，超出10.3%的经济增长与3.3%的通胀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5.6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已在有意识地收紧信贷。2月份M2增速15.74%，是历史上连续27个月以来的最低值。然而3月，M2增速恢复到16.63%，环比增加了2.99%。
这表明中国投资需求仍然十分强劲。姚炜表示，虽然各种实业企业投资的自有资金可以占到总投资的50%-60%，但是剩下的部分，须由贷款来配套。
在“十二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国家电网、高铁、信息产业，甚至保障房的建设，都将是未来投资需求的主力军。而2011年为开局之年，地方投资冲动的惯性一时还难以遏制。
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一路高歌，令输入型通胀压力猛增。
一季度，中国铁矿砂进口量增长14.4%，价格上涨59.5%;原油进口量增长11.9%，价格上涨24.3%;成品油进口量增长27.7%，价格上涨18.8%。这三类产品进口额合计比去年同期增加275亿美元，其中因价格上涨直接导致进口增加177亿美元，占比近2/3。
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上的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逐步加深，其中石油、铁矿石和铜三种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分别达到了55%、60%和70%。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PPI有直接的传导作用，并会间接影响CPI。
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也十分明显，这成为CPI走高的又一推手。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近期在珠三角经济区调研发现，当地企业2009~2010年间用工成本普遍上涨30%到40%，2011年预计仍继续上涨10%到15%。
“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抑或迫近，这使得劳动力价格将不可逆转地长期上涨，成为普遍共识。”中信建投证券策略分析师郑联盛表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给出了工人工资上涨的另一种循环，即货币投放过多，导致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导致消费价格中的居住类价格上涨，并驱动人工成本上涨。同时，近两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也促使农民工的用工成本增加。
王军表示，劳动工资的上涨将不断推升企业的成本，使产品价格和服务品价格升高，而物价水平的升高，反过来还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工资的上涨，形成“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趋势。
上下游产业两重天
终端消费品价格上升，仅仅是最直观现状。更为深远的影响，是生产链条各个环节上产品价格的不同走势，将给各类产业在未来2~3个季度的生产及利润空间，带来明显影响。
“当前物价上涨的形势，对上下游产业将发挥截然不同的作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
一般分析认为，以铁矿石、钢铁、有色金属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产品，将因目前的物价上涨形势而获得更多利好。
对此，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一方面，主要因为美元贬值而形成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构筑起一定的缓冲，从而使国内的原材料加工企业在进口价格上减缓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身处产业链的上游地带，从而使得这些企业具有较强的成本转移优势。
“2011年地方政府面临的一系列工程任务，对上游原材料产业的需求，形成较强的支撑作用。”李迅雷说，“从而使原材料产品价格上涨成为今年的大趋势，并扩大这些行业的利润空间。”
地方需求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各地方在2011年必须完成的保障房建设指标。住建部曾于2011年3月表示，全年计划建设保障房1000万套，而这一规划将形成1.3万亿元投资。“由于通过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硬性指标推进，这一部分形成的投资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从而使得各地方对钢铁、水泥及上游建材产品形成巨大需求。”李迅雷说。
投资需求的另一个主要支柱，来自于区域结构逐步调整下、中西部大规模提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趋势在2011年第一季度投资数据中已有显现。
1~3月，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9465亿元，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73%。其中，中西部地区起到主要拉动作用，西部地区在1~3月的投资增长达到26.5%，而中部地区则高达31.3%。
“这一投资格局会成为一个中长期走势，对上游产业的产量及产品价格发挥明显作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
如果说物价上涨在未来2~3个季度对上游产业将带来较为积极的影响，那么以终端市场为主要发力对象的下游产业，则将面临更多的“利空”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调研的情况表明，2009年以来，无论是原材料成本还是人工成本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2009年~2010年， 原材料成本最低涨幅达到15%左右，其中餐饮业的原材料成本涨幅为100%，电子行业成本上涨35%左右。
由于下游产业的竞争性比较充分，转嫁成本的能力相对较弱。
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比历史同期水平下降约2个百分点。
这是下游产业面临市场动力不足的征兆，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需求萎缩，将在未来几个季度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使下游产业全年利润空间受到压缩。这些产业主要以需求刚性较弱的可选消费品为主，例如汽车业、家电业，以及牛奶等食品加工业。
“以汽车业为例，2010年全年销量增幅达到30%多，但业界目前预测2011年的全年销量增幅约为10%。”李迅雷说，“销量增幅的大幅收缩，这主要是成品油价格上涨带来养车成本明显提高，从而抑制了消费者在今年的购车欲望。”
行政调控面临尴尬
尊重市场选择与维护价格和社会的稳定，是国家发改委目前必须修炼的平衡术。
2011年第一季度高企的CPI数据再度刺激众人的神经。针对终端消费品价格涨势明显的现状，国家发改委在进入4月份以来，先后约谈日化、方便面、白酒等行业厂商与协会，希望以此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24家直属商会于4月中旬发布物价维稳倡议书，提倡非公企业不要人为抬价与共谋涨价。
对此，中国价格协会会长、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王永治表示，目前的“约谈”远非行政干预措施，仅会起到“劝说”作用。在2007年到2008年通胀周期中，商务部、农业部曾针对猪肉价格暴涨，通过农户补贴、加强猪肉储备，以及管理供应链系统等措施，对价格调整施以行政手段。
王永治认为，如果未来一段时间，价格水平没能达到政策预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不排除采取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但现在来看，涨价形势远未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尚未到需要行政干预出马的阶段。”王永治说。
无论对于行政“劝说”，还是行政干预，市场对其效果的质疑声不小。李迅雷表示，“约谈”与真正的行政干预均属短期措施。
由于行政干预具有强制性措施，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定位在“治标不治本”的终端环节调控，因此降价难以持久。
“同时，长时间的行政干预或者调控，不仅伤害了相关行业的利润空间，还会对市场资源配置带来干扰信息，制造一种市场平稳的假象。”李迅雷说，而一旦放松管控，则容易形成更大反弹。
市场价格的反应表明行政调控正在面临尴尬。发改委“约谈”多家企业、行业协会数日过后，部分消费品厂商开始变相涨价。以本轮通货膨胀中价格涨幅最为明显的食品为例，部分牛奶、瓶装饮料品牌通过缩减净含量而维持原价的方式，舒缓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
有形之手能做什么
流动性泛滥导致的物价快速上涨，往往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短期调控，起到较为明显的效果。减少行政干预，加强货币紧缩，这是“有形之手”面对通货膨胀压力时最为有效的迎战策略。
这一经验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被历史多次验证。一位专注于价格领域、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表示，面对通胀压力时，央行往往成为政府“有形之手”的集中体现，目前将这只手的调控功能发挥到最大。由于继承了历史上德国央行的传统，欧洲央行几乎将严控通胀视为其实施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
“正因为如此，欧洲央行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很低，CPI一旦超过2%，就很可能启动加息。”这位研究员说。
而一旦政府的“有形之手”试图超越货币政策，采取一些看上去更加美好的调控手段来减轻通胀带来的痛苦时，往往会遭到“无形之手”的更大反弹。以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滞胀时期为例，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尼克松政府期间，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减轻政府压力，缓解通胀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实际收入降低，尼克松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实施‘收入指数化’策略。”上述研究员谈到。所谓收入指数化，是将居民收入同物价挂钩，物价上涨5%，居民收入将相应上涨5%，从而抵扣掉通货膨胀推高的生活成本。
这一颇为“积极”的举措，虽然短期内缓解了阵痛，并为当届政府赢来支持，但是却给美国经济带来收入与价格螺旋式上涨的后果，严重的通货膨胀并没能因此解决。
“此后上台的里根政府将调控经济的手段回归到严厉的货币政策上，持续多年实施超过10%的高利率，并于四年半后最终使物价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如果说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物价上涨尚可用货币政策这一利器应对，基本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的物价上涨，政府则鲜有合适的短期调控措施。
“长期看，这是中国经济在低要素价格的基础上，经历了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必然迎来的历史阶段;而从短期看，有形之手的调控只能缓和涨价冲击，但一时的价格抑制还会在日后得以释放。”上述社科院研究员说。
在与市场的短期角逐中，“有形之手”往往很难逆转市场规律;其用武之地，往往是在中长期通过各种制度建设，缓解市场失灵带来的无序波动。
“加强市场信息透明度的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配置失误，是中国政府着眼于中长期应做的重要功课。”李迅雷对此表示。例如农产品的生产往往凸显“市场失灵”的尴尬，蔬菜、水果、粮食会随着上一年价格的小幅上升，而在第二年出现产量激增的现象。如果加强农产品种植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收集与发布，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从而避免出现2011年多地蔬菜价格大幅下跌的局面。
上述社科院研究员则认为，减少商品交易成本，尤其是缩减行政成本、减轻税收负担，应成为政府“有形之手”调降物价的主要发力方向。
同时，物价上涨所引起的新的利益格局的改变，也是政府“有形之手”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王永治指出，价格调整会引起利益结构的调整，但价格不是解决利益矛盾的工具，要靠工资、税收等收入分配的工具来解决。
李迅雷认为，物价上涨给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影响截然不同。富人可以通过投资规避风险，甚至可以获得资本增值的收益。而穷人则不仅缺乏投资能力，还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非常敏感，生活质量受到明显影响。
“因此不仅要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补贴，还要考虑到例如月收入2000元的中低收入群体，如何应对涨价。”王永治说，“价格引起的利益结构的调整，要同收入格局的调整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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