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贱伤农”和“卖菜难”现象仍在持续。令人费解的是，市场上出现了菜农市民“两头诉苦”、流通商“中间喊冤”的怪现象。
针对这一轮菜价异动，原因众说纷纭：“供大于求”“流通环节过多”“成本增加”……记者在广东、浙江、北京等地采访调查发现，各种“表象”原因背后，菜价调控措施在部分地区执行“走偏”是重要的深层原因，“价高就压、价低就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调控怪圈亟待打破。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 菜市怪现象为何产生
在浙江、广东等地，在菜农对卖菜难、价格过低叫苦不迭的同时，市民却仍感到“买菜贵”，而被认为“低进高出”赚取过高利润的流通商也大倒苦水。
广东徐闻县蔬菜种植大户李进权告诉记者，今年菜价波动十分异常，3月开始，蔬菜收购价一直下跌，现在韭菜、茄子一斤只卖两三毛，尖椒五六毛。杭州佳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渭尧说：“种芦笋勉强持平，生菜、花菜一亩要亏六七百块。”
然而，“菜园子”里价格过低却并未明显传导到“菜篮子”。深圳爱华农贸市场一些摊主反映，今年蔬菜价格总体比去年高。一位正在买菜的市民说：“单是买菜，今年每个月就要比去年多支出100多块钱。”
菜农、市民为何对蔬菜价格感受大不相同?是不是中间流通环节利润过高?批发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直“喊冤”。广州最大的果蔬批发市场批发商廖祥裕说，油费运费上涨，各种成本增加，但菜价却在下跌，生意是“最难做的一年”。
浙江良渚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章金生说：“我们一斤蔬菜的利润也就几分钱，最高不超过1毛，现在不少批发商都处于亏损状况，为维持客户，不得不硬撑着。”
调查发现，整个流通环节中，零售环节加价幅度最大，一般蔬菜每斤加价6毛至9毛钱，直接推高了菜价。但多位受访菜贩却表示“赚不了多少钱”。杭州万寿亭菜市场蔬菜零售摊主方虹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承包了两个摊位，丈夫每天开着小货车直接从批发市场进货，看起来零售加价幅度很大，但蔬菜在销售过程中损耗严重，每斤蔬菜损耗约30%，再扣除每年几万元的摊位费、一千多元的水电费和卫生费以及一万几千元的油费，起早贪黑地干，两人一个月平均挣5000元左右，还没扣除房租800元、伙食费一千多元，和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杭州市农贸市场行业协会秘书长许柏龄说，半夜就要去批菜，回来卖一天，确实辛苦，挣得太少没人干。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菜市为何出现这种按常理来说不该同时共存的怪现象?受访的菜农、流通商、基层干部、专家普遍认为，直接原因在于，一方面，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增加导致供过于求，出现“卖菜难”“卖价低”，另一方面，流通环节多且层层加码，税费、管理费、摊位费、批发市场车位费、损耗等负担重，运输、包装、人工等成本增加，使消费者未能感受到菜价的明显下降。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地方调控为何总是“慢半拍”
然而，在各种“表象”原因背后，一个被忽视的深层次问题则在于，一些地方稳定菜价的调控通常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信息预警和指导明显“慢半拍”。
“蔬菜价格不正常波动，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一些调控政策有所偏颇造成的。”中国农经学会常务理事顾益康说。
多位专家分析说，去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被民间称为“国四条”“国十六条”等一系列针对农产品价格调控措施，并就加强蔬菜重点生产基地建设提高自给率、改善蔬菜流通设施条件、强化蔬菜信息体系建设等做出了系统规定，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更多地选择了“短平快”的调控政策，将重点放在蔬菜种植扩大面积、提高自给率等量化目标上，而对流通体系改善、信息体系建设等长效机制重视程度不够。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认为：“因为扩大种植面积、提高自给率等措施容易实施，而且见效很快，同时也能显示出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而市场流通体系、信息体系等建设都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地方政府执行的时候，往往选择容易实施的措施执行。”
“回顾一段时间以来的调控，不少地方政府的调控都是这种‘救火式’的被动调控，缺乏预警，不断在仓促的‘急就章’中来不及考虑长远效果，往往容易出现‘宏观调控微观操作’，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中。”汪一洋进一步分析说。
长期研究政府管理政策的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说：“客观地说，地方政府的调控措施大多都比市场‘慢半拍’，往往都是出了问题，才采取紧急措施。”
调查中，一些流通商和菜农表示，一些地方发出鼓励扩大蔬菜种植面积的调控信号，加之忽视信息体系建设，导致菜农无法及时掌握市场信息，进而直接造成菜农盲目扩大种植面积、产量供大于求问题的出现，而忽视了理顺和建立科学的市场流通体系，又推高了流通成本并直接传导到终端菜价。
多位受访的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这种对确保“菜园子”、稳定“菜篮子”缺乏长远考虑，简单实行“价高就压、价低就扶”的办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变被动为主动 政府不能只当“救火队”
针对当前“菜贱伤农”问题，各地纷纷采取组织企业、超市等采购蔬菜等措施来缓解问题。但打破“农民卖贱”“市民买贵”怪圈，还需政府未雨绸缪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方面做大量工作。
林江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各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而必要的。但事实上，未雨绸缪地采取调控措施才是最佳的选择。
“关键在于政府能够建立并维持一个良好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蔬菜能够顺畅的从‘田间'到‘餐桌’，并形成良性循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孔英说。
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建设高效灵敏的农产品产销信息搜集和发布体系，及时反映产地、销地的交易价格信息，强化对生产、市场和价格走势的分析预警，引导蔬菜生产者、经营者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减少市场盲目性，避免蔬菜产销大起大落。
同时，要改善蔬菜流通条件，缓解“低进高出”情况。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会副会长杨建华等人还建议，应减免剥离流通环节的不合理收费，提高农贸市场公益性，合理规划、大量增设公益性菜市场，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管理，低价出租，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
有关专家还建议，由于菜农和一级批发商行情风险较大，而批发市场、终端零售商则利润受行情影响较小，因此应在两者之间通过签订长期稳定的购销协议等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并进一步推动合作社、农民联盟的组织发展，提高组织化程度。
相关专家提示，此轮菜价大跌可能会带来下一轮的菜价大涨。主管部门需重视这一信息并对此进行调研摸底，有针对性的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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