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293万余元，且横行当地多年，刁难、凌辱，甚至殴打不顺从他的干部群众，成为一大“官霸”。随着李志强日前被保德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刑19年，这位小局长的大“官霸”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一些干部群众和参与调查的纪检部门人士认为，李志强为患基层十多年，至今才被查处，凸显基层监督体系的薄弱和用人机制的漏洞。李志强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一个人再刁蛮，他也翻不了天——只需领导一句话，就能撂倒他。“领导一句话”，不是说整人，而是依法依规办事。那么，一个公开横行多年的“官霸”，领导为何不发话将他拿下?
政府机关出了这样一个“官霸”，固然“凸显基层监督体系的薄弱和用人机制的漏洞”;问题是，“薄弱”在哪里?“漏洞”在何处?忻州市纪委书记说，近年来，借手中权力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小官大贪”现象较为多见。“基层‘官霸’之所以为祸多年，纪检、检察等部门的监督乏力是重要因素。”但具体到李志强这个案上，这种说法怕不大公允——究竟是监管部门不监管，还是有“保护伞”护着，问题似乎明摆着的。
深受李志强欺压的上司、局长郭玉玺说，和李志强共事期间，他曾多次找县领导，但总被告知“完了咱再研究”。最后他被调离了，李志强却还稳坐其位。而且，有的领导还以“上一任提拔的干部不能随便动”等理由推托对李志强的查处，“一味地姑息，相当于纵容了‘官霸’”。可见，所谓“薄弱”与“漏洞”，“薄”在上面，“漏”在有关领导，这与其说是这个小局长霸气，倒不如说是他的后台霸气，小局长充其量不过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罢了。
“小局长”成“大霸王”，究竟有没有人护着，谁在护着?这个问题亟待调查清楚。仅仅揪出一个“李志强”意义有限，滋生“官霸”的土壤不彻底铲除，谁能保证明天不再冒出个“王志强”、“张志强”呢?
局长横行霸道十多年，咋就没人管?
看到的贪官消息多了，心灵已经麻木。但看到这则贪官消息，还是莫名一震：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贪污受贿了两千多万元才东窗事发?贪污受贿了那么多钱才判19年?让人震惊的还不止这些，这名叫李志强的副局长，从2005年开始就从社会上雇佣20余名有吸毒、犯罪前科的人员安插在要害岗位充当打手;在住建局工作十多年，连续挤走四位正局长，而他却平安无事;他妻子单位调整办公室，他居然到妻子单位限制妻子单位领导自由长达六小时，并掏出生殖器侮辱。试问，这样一名作恶多端、横行霸道的人为何在十多年时间没有人管呢?为何还被带病提拔呢?为这位官霸撑腰的难道仅仅是他雇佣的打手?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这位气焰嚣张的副科级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老百姓的怨气再大，同僚们再对他有意见，仍然有人很喜欢他，喜欢他的人不仅能够决定他的命运，让他平步青云，而且还是他作奸犯科、为非作歹时的保护伞。这位副局长同志之所以能够长期胡作非为，显然悟透了官场哲学，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早已被他理得一清二楚，该在哪些人面前当大爷，该在哪些人面前当孙子，这些都被他处理得八面玲珑、恰到好处。当然，处理这些关系，光靠工作业绩是不行的，不信，再深入查查他那两千多万元的贪污受贿款是不是他一个人在用。
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在一些地方和一些行业，这类官霸正在形成，他们把所管理的单位和领域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大搞一言堂，作风武断、态度蛮横，对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上级惟命是从，用金钱、美色拉拢、腐蚀;对同级、对下级、对老百姓就大施淫威，唯我独尊，专制蛮横，同级不敢怒、下级不敢言，老百姓不敢语。当有人举报到上级时，他很快就能够得到消息，以致变本加厉地打击报复举报者。虽然此现象目前还属于少数现象，但显然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目前，这位贫困县的“富”官霸已为他先前的疯狂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对他不能一判了事，还应该查查是谁这么多年在为他当官霸撑腰?是谁在带病提拔他?不铲除官霸滋生的土壤，判了这一个，还有后来人!
小局长大“官霸”缘何多年不倒?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当地横行霸道近二十年的大“官霸”李志强终于在百姓的唾弃声中被绳之以法，这恰应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
“重庆有文强，保德有志强”，这是当地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显见了百姓对李“官霸”行为的深恶痛绝。虽然其官职不大，多年来却在当地扮演“霸王”角色：对普通干部群众堪称“恶霸”，行为嚣张，顺从他者才可事顺，否则就会成为“靶子”;在工作中形同“官霸”，作风跋扈，身为副局长却在许多方面充当“一把手”，使三位局长无法工作，只好调离。同时，他从社会上调用、借用、雇佣各类有吸毒、犯罪前科人员20多人充当打手，无所顾忌地贪污、受贿、骗取贷款、非法倒卖土地。不但嚣张霸道，且是有名的“富”局长。
然就是这样一名劣迹斑斑、无恶不作的小小副局长，却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作恶当地近20年一直没有被查处，监督体系的薄弱和用人机制的漏洞，确实令人深思。
其一、用人上的“好人主义”，为李沦为“官霸”提供了“温床”。面对李的恶行，当地不少干部群众主动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要求严肃处理。然县委县政府领导总是答复“完了咱再研究”。可“研究”了十几年，李依然是官场“不倒翁”。显然，这种一味推托的“研究”，不是从工作出发，不是从原则出发，不是从事业出发，而是心怀“怕得罪人、不愿惹麻烦”的“小九九”，暴露出的是个别领导干部不负责任的“好人主义”思维。
其二，惩治上的“好人主义”，纵容了李的“官霸”行径。按说，李的恶行在当地已是路人皆知，然纪检、检察等职能部门却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个别领导甚至以“上一任提拔的干部不能随便动”为理由推托对李的查处。无疑，职能部门的“胆小怕事”、姑息迁就，不但导致了李的为所欲为、变本加厉，且严重踏践了法纪法规的尊严。
当前，正值省市县乡四级换届在即，确保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就必须坚决铲除用人和惩治上的“好人主义”思想。对有劣迹及群众信任度差的干部，该撤的撤，该调的调，该免的免，绝不能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否则，类似李志强之类的“官霸”就很难绝迹。$nextpage$
“官霸”凸显权力黑社会化的巨大危险
见过官员强悍霸道的，没见过官员这么强悍霸道的。李志强身为副局长却处处充当“一把手”，三任局长都被他欺负得无法工作，有的主动辞职不干，有的被动调任他职。更有甚者，李志强还将霸道的“触角”伸向上级领导，曾指使他人多次威胁县政府领导。若非因大肆贪污受贿东窗事发而中箭落马，真不知李志强还要将“官霸”作风发挥到何等骇人听闻的水平。
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2005年以来，李志强未经上级批准和局务会研究，从社会上调用、借用、雇用各类人员20余人，其中多人有吸毒、犯罪前科，全部安插在要害部门和岗位，为其充当心腹和打手。一个基层官员，组织、雇用了一个暴力团伙，为其大发“官霸”淫威、大行违法乱纪保驾护航，这是官员权力痞化、匪化、暴力化、黑社会化的典型表征。一般说来，黑社会的游戏规则是胆大心黑者抢先，兵强马壮者取胜，以暴力决定高下，以利益收买人心，以复杂微妙的博弈手段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稍作比照即可发现，李志强既可以随意指使打手，对不顺从的普通群众大打出手，也不惮于侮辱同僚、威胁县政府领导，同时还擅长于官场权力运作，确保自己长期作恶却稳坐官位平安无事，以李志强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带有黑社会意味的权力团伙。
李志强式的“官霸”是怎样炼成的?一些干部群众归因于官场上弥漫的“好人主义”———上级不愿批评下级，以求“稳定”;下级不敢提醒上级，以保“平安”;同事之间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和谐”。这个颇为精当的概括，同样契合了黑社会的某些特征。为了巩固非法获利，黑社会也并非整天打斗砍杀。我们不能因为李志强式的“官霸”表面上获得了各色人等的支持，就忽略其背后的黑社会色彩，同样，也不能因为某些地方看似风平浪静其乐融融，就忽略了权力黑社会化背后的腐败与罪恶。
如果说，某个官员作风特别强悍霸道，下属都不敢批评他，同僚也不敢监督他，多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像李志强这样把三任“一把手”欺负得无法工作，还胆敢威胁恫吓上级领导，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作风霸道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权力监督全面失灵、用人机制严重扭曲的病灶。所以，要遏制李志强式“官霸”的滋生，当务之急，必须正本清源，强化现有权力体系的监督功能，建立完善而健全的用人机制，严厉惩处权力霸道行径和有关违法违纪行为。
从长远看，必须大力强化基层社会的综合治理，充分挖掘基层社会的自治资源，发挥地方公权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作用(特别是人大机关、司法机关对政府权力的制衡)，以及公众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作用，促使公权机关更多地对自己的权力来源———基层选民和公众保持敬畏，更多地对选民和公众的利益负责，推动基层社会形成稳定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清除黑社会滋生和权力黑社会化的土壤，堵住李志强之流登堂入室做大做强的通道。
“官霸”是被“保护伞”纵容出来的
李志强的做派很霸道，他无所顾忌地贪污、受贿、骗取贷款、非法倒卖土地，迅速成为保德这一国定贫困县里有名的“富”局长。如此作恶，上级部门难道一点都不知道?15年间，住建局换了4任局长，有的主动辞职不干，有的被动调离。皆因李志强破坏得无法工作。自然局长也曾多次找县委县政府的相关领导，却总被告知“完了咱再研究”。最后局长被调离了，李志强却还稳坐其位。
李志强成为“官霸”，看似不可思议，实质上却是被纵容出来的，纵容他的人就是他的“保护伞”，以“上一任提拔的干部不能随便动”等理由推托对李志强的查处，无疑是在姑息养奸。
“官霸”的出现，危害性极大，极大的破坏了政府的形象，然而，“官霸”却不会是一天炼成的。如果没有上级领导的有意纵容，是不可能任其一味独大，而世上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纵容，唯一的解释，是与“官霸”沆瀣一气，拿了“官霸”的好处，因此，查处“官霸”重要，但打掉其“保护伞”则更要。否则，谁能保证不再出现下一个“官霸”?
小局长如何成为大“官霸”?
小局长的大“官霸”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和参与调查的纪检部门人士认为，李志强为患基层十多年至今才被查处，凸显基层监督体系的薄弱和用人机制的漏洞。这是小局长大官霸“炼”成的一个因素，但这却不是主要因素。
在社会上恶行嚣张，在官场中跋扈霸道，如此特殊个例的出现，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体制漏洞”来加以解释了。跋扈之人不少见，但作为一个副职，跋扈到连“一把手”都无法开展工作的程度，这还是“作风问题”吗?“三任局长都被李志强欺负得无法开展工作”，李志强曾经的局长上司如是感慨，“和李志强共事期间，他曾多次找县委县政府的相关领导，总被告知‘完了咱再研究’。最后他被调离了，李志强却还稳坐其位”——我们足以从中洞悉到某种“深刻”的内涵，究竟是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还是其身后有更大的保护伞?一时的侥幸或者可以归咎于监督的缺位，但长达十几年的“官霸”，争权夺利和疯狂贪腐路人皆知，这很难让人相信，其背后没有遮风避雨的保护伞。此其一。
此外，其人违法乱纪只手遮天，官员蜕化成了市井流氓，但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向上揭发举报——如此折射出来的权力生态恶化令人嗟叹。正如报道中当地群众忧心忡忡地表示，“现在官场上弥漫着一种好人主义，对于身边的腐败、矛盾和问题，大多三缄其口”。对权力的监督，一则来自于制度和党纪国法，二则来自于公共监督。权力运作空间内的内部监督显得非常关键。可小局长大“官霸”的现实案例告诉我们，在一些地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麻木不仁的小团体生态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避免权力寻租，需要从制度入手。此其二。
毫无疑问，一个横行当地十余年的副科级“官霸”，十多年才浮出水面，发散出“木桶效应”。如果把该县党政机关比喻成一个“木桶”，显然“官霸”就是那块短板，一个“官霸”不仅带坏了一个单位的风气，还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力形象受到损害。
权力的公信力树立难，但损毁易。“木桶效应”下，“官霸”不需要多，一个足矣。唯有完善制度引入公共监督，同时强化内部监督，真正实现权力的阳光下运行，才能彻底消弭类似新闻中“官霸”形成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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