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建筑不可或缺，是城市人文景观的必要组成部分。高楼大厦虽然亮丽光鲜，老建筑和历史街区却能让城市显得古朴厚重。没有老建筑的“衬托”，一座座孤立的文保单位，将犹如现代化汪洋中的孤舟，于风雨飘摇中显得孤独寂寥。
——魏英杰《对百年老建筑，请手下留情》
公安机关高调扫黄无疑是大快人心的，但高调扫黄的效果，不仅应体现在一次就查获数以百计的有偿陪侍人员，更应该体现在幕后人员的深挖细查。一名24岁副总经理组织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远不足以支撑“天上人间”昔日显赫的声名。更何况，即便仅仅只有这名副总经理犯罪，那么，总经理呢?再往深处挖，既然“天上人间”组织容留卖淫嫖娼的罪名已经成立，长期以来不闻不问的当地警方，是不是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呢?
——朱述古《“天上人间”案，只公诉了一名副总?》
无论是配合强拆还是阻挠民众上访，无论是抵制舆论监督还是帮书记进京抓记者，在越来越多权力滥用的领域，在越来越多民众权利被侵害的领域，都可以看到滥用警力的影子。在这样的扭曲环境中，警察离“维护治安、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本职越来越远，反而成了权力者手中指东打西的棍棒。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些迷失方向的公安机关那里，根源在于“权力和长官意志高于一切”的可怕思维，各职能部门就要跟着这根指挥棒疯狂起舞，自身职责荡然无存——法院判案要服从大局、环保局要放下工作去招商……岂独警察使然。
——赵勇《警察帮忙“防记者”是自我矮化》
当初征收燃油税时，说是要削减收费公路，但实际削减的数量与公众的期望相差甚远。不久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免费公路将占中国公路的96%，但有人算了算，按400万公里中国公路总里程算，4%意味着收费公路约16万公里，中国现有10万公里的收费公路，还要发展6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才能“达标”，如此“非收费公路体系”，让人高兴不起来。
——《高价“路桥费”真的没治了吗?》
公民权利最大的威胁，本是公权力。权力和权利此消彼涨，权力大则权利小，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总是趋向于无限扩张，权力扩张的最大受害对象，自然是权利。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那权利就得不到有效保护。温家宝总理也说过，现阶段，权力存在过分集中的现象。由于权力之间得不到有效的制衡，权力撒野的事件，屡见不鲜。
——《雇人上访：权利在蒙蔽中被买断》
错别字固然丢面子，但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必过度阐释，只要坦然面对错误，向公众致歉，事情也许就过去了。故宫方面对此事的回应，不是诚恳道歉，反倒为自己的错误狡辩，无异于火上浇油。这种态度带来的问题是，如果连一个错别字都不肯承认，那么，故宫在公众眼中还怎么保证自己的信誉?
——《故宫一字“失”，失去了什么》
在中国当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规则下，如果不执行，可能会吃更多的苦头。其实，我是理解“执行上级命令也要追责”的，公务员并非机器和木偶，而是有判断力的个体，他有权不执行或要求撤销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如果没有这种约束的话，很多人会以“仅是执行者”的名义而冠冕堂皇地推卸责任，把问题都推给抽象的“集体决策”和看不见的“体制”。在当年的纽伦堡审判中，杀人如麻的纳粹们都以“执行上级命令”而推卸个人责任。
——曹林《“下级执行命令获罪”，上级无罪?》
当傲慢的官员遇到守职的执法人员，总会碰出火花，这是权力之间的碰撞，只不过前者是公权私用，后者是捍卫公权，孰胜孰败很重要，因为这牵扯权力为谁所用的问题。所以，宝丰官员声称要“整死交警”，才会成为新闻。在一些地方，“让领导先飞”、“请领导上座”、“给领导打伞”等现象普遍存在，“领导优先”的思维，在一些地方根深蒂固，对领导网开一面，成为一些部门向权力献媚的独特方式。长而久之，领导难免觉得自己凌驾于法规之上，拥有法外豁免权天经地义。
——韩浩月《县领导“整死交警”的底气何来》
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告诉世界一个真理：中国对你们太重要了，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存在问题，但中国太大，“太大就不能失败”。中国公共外交要避免简单地为中国辩护。争辩可能说服对象，但也可能引起更大的误解和冲突。应该说明的是，无论世界是否喜欢中国，都得面对一个发展的中国。中国发展若是失败，对世界也意味着不幸。所以，中国太大了，失败不起，需要国际社会与中国一道，好好地呵护中国的光明前景。
——庞中英《告诉世界“中国太大，不能失败”》
现在的情况是，经营性公路所带来的畸高路桥费，已成为阻塞物流、推高物价、盘剥百姓、阻碍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招商修路”已走到其初衷的反面，制约了经济发展。这些教训仍未被一些地方政府所吸取，“招商修路”和经营性公路建设依然如火如荼，甚至积重难返。
——晏扬《经营性公路卖出容易赎回难”》
一方面是买方买不到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卖方不愿意生产，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如果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这样的现象是很难出现的。现代营销学告诉我们，有需求就有供给。现在电荒了，说明需求旺盛，但发电企业又不愿意发电，说明供给没有得到刺激。问题出在哪?是市场化程度的问题吗?如果说电价属于国家控制的范围，市场化程度低;那么菜价，是最早放开的了，应属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两者居然“殊途同归”，令人匪夷所思。
——韦清《电荒与产能闲置并存，暴露垄断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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