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项刑法条款的看待上，执法和司法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这是很少见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项刑法条款就是“醉驾入刑”。
公安部方面透露，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部门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
明眼人注意到，这个“一律”和前几日出台的一个“未必一律”，发生了微妙的抵牾。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最高法近日也下发通知称，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常见多发，各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慎重稳妥。随后，各地采取醉驾案审理一律要上报省高院的做法，拉开了“醉驾入刑”的松紧带。
法院系统的这个“松紧带”，给正在如火如荼整治醉驾的交警执法，带来了明显的困扰。一些地方交警部门感到，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应该是无前提条件的，套上“要看具体情节”“不应仅从文意”的马甲，无疑给醉驾者松了绑。这样下去，刚刚压下去的醉酒驾驶行为，有可能出现反弹。
公安部的这个表态，或许就是针对这个执法困惑而来的。
其实，在刑法条款解释上的混乱，困扰的不仅仅是交管部门，法院系统也已存在。
据悉，自5月1日以来江苏全省交巡警部门共查到醉驾73起，但如何入罪量刑，很多法院直到目前仍在“焦急”等着省高院的最后批示。
5月13日，江苏如皋法院开庭审理了该市第一起醉驾案，但几天过去仍未宣判。如皋法院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此案嫌疑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mg/100ml，又无醉驾后果，是否入罪，已报至省高院请示。
5月1日被洪泽警方抓获的江苏“第一醉”，目前仍迟迟未审。洪泽法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嫌疑人酒精含量正好介于80mg/100ml到100mg/100ml之间，没有醉驾记录，又无直接后果，如何审理量刑，压力很大。
除了执法和司法困惑外，两种声音给社会公众带来的不确定感、挫折感更强。
绝大多数公众反应是：“醉驾未必入刑”会不会对有权有钱有势的醉驾者“网开一面”?“慎入罪”的观点一提出，自由裁量的空间大了，难免会纵容“酒司机”的侥幸心理。
“情节轻重”没有明确的、量化的界定，缺乏操作标准，这是许多人担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原因。确如“醉驾行为常见多发”为国情，让最高院有了“醉驾未必入刑”的理由一样，公众也完全有理由担心，“醉驾入刑”一旦进入模糊地带，权力就有可能拿“国情”作幌子介入司法干扰裁判，让特权者逃避牢狱。
从司法实践上来讲，对一项刑法案例有不同理解甚至相互监督，本来是一件平常事，但是眼下出现的“醉驾入刑”纷争，不是一件好事。这已经不属于“行为论”和“结果论”的量刑情节之争，也非立案权和审判权的权力本位之争，更不是刑事程序正义和刑事实体正义之争，实乃立法本意之争。它在广大公众中间产生的顾虑和担忧，完完全全来自于民意本能。长期以来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追求和珍惜，对生命健康权利自我保护的驱动，对社会生活法治化的渴望，是这次群起而质疑“醉驾慎入罪”的真正动因。正因为此，尽快结束这种司法混乱，做出权威的司法解释，恢复“醉驾入刑”的立法初衷，对于稳定人心，维护法律尊严，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大好局面，是十分必要的。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来统一和规范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我们希望，这个过程不要拖得太久，否则目前这种下级机关无所适从的现象持续下去，将是对法律统一和权威的极大损害。我们还希望，最高法的这种“案例指导”，应当充分考虑“醉驾入刑”背后的民意基础。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案例指导”出来以前，现行法律应当得到尊重和严格执行，而不是犹豫不决，左右摇摆。
北京长安街英菲尼迪案，温馨的一家毁于一旦;南京张明宝案，5死4伤的悲剧还未远去……这些重创国人心灵的车祸案，以极大的生命成本助推“醉驾入刑”的诞生。我们决不能轻易地给这根法律的缰绳、这条公共安全的高压线以任何人为的弹性。今天，法律在“情节轻微”的后悔与“情节严重”的忏悔中弯腰，明天，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就会在酒精的喧嚣中战栗，在车轮的狂飙中飘零。
或许，等到一个有序的、自律的道路交通环境出现的时候，再来调整法规的力度也不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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