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于广东省湛江市培才中学高三年级的一名女生，在微博上发帖为父亲喊冤。其父何耘韬曾任湛江市下辖廉江市国土局副局长，在2005年，因为执行政府指令，在房地产开发商未足额缴清土地出让金，不符合登记发证的情况下，在土地登记审批表上签署同意办证意见，于今年4月15日被廉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为何耘韬喊冤的，不仅有他女儿，还包括廉江市政府——该市政府曾致函廉江市法院和检察院，称何耘韬是为了配合市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而违规违法，建议对其从轻处理。湛江市国土局也致函湛江市委、市政府，称何耘韬执行政府决定都被追究刑事责任，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将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恳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建议撤销何耘韬的罪名。
何耘韬究竟冤不冤?他不冤。
其行不道德。人立于天地间，当有道德底线;从事任何职业，必须恪守法律底线，逾越底线就必须承担责任。如同商家卖假冒伪劣商品，不能以人家都在卖为借口而要求被免予处罚;企业财务人员做假账，不能以领导指示为理由，要求被免予处罚。常说：“人家让你抢银行，你也去吗?”即此理也。
其行本违法。公务员法第54条明文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何耘韬的情况，属于“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其他法治健全国家，何耘韬的行为必然被认定为违法，还极可能被认定为重罪，被处以重刑。而中国，却被家人以为冤，被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以为冤，看网络留言，也被一些网友以为冤，为何?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缺乏法治传统，尤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而格外强调权力，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便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认识到法治的意义，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并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上述之公务员法第54条已形成为成文法后，漠视法治的观念余害犹存，以至于具体条文几乎沦为一纸空文，“领导有令”成了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规违法以媚上，且在“东窗事发”后逃避处罚的坚盾。
次一个原因在于“斯德哥尔摩效应”。所谓“斯德哥尔摩效应”，就是人质被绑匪感动，反过来冒各种危险帮助绑匪。具体说，就是在官本位社会里，官员为绝对中心，以至于许多人忘了自己的存在，忘了天下苍生的存在，忘了人人平等，人人应坚守道德、法律底线，并因之承担一定的风险——如上所述，合法商家必须承担被逆淘汰的风险，不做假账的企业财务人员必须承担被企业清退的危险，官员亦应承担因恪守法纪而不被领导待见的风险——将官员之违规违法行为给公众造成的严重伤害放在一边，而对官员个人的鸡虫得失念兹在兹，惺惺作态，将之搬来作为支持其违规违法的理由了。
后果之严重为人所共见，制度本身的平衡、约束效力丧失殆尽，部门及强势人物可以在辖区范围内为所欲为，以致社会矛盾激化，出现恶性群体事件。反之，如果人人被制度约束着恪守道德、法律底线，制度本身的平衡、约束效力真实存在，种种恶性行为实际不太可能发生，至少不可能发生得过于惨烈。如是，人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公众，也包括官员——才真正可能得以避免被严重伤害。
回归到具体事件，不仅何耘韬违了法，制造出“特定指令”的相关部门、人员，以地方政府、部门名义向司法机关施压的人员，同样涉嫌违法，一样应被追究法律责任;于社会整体，则任何部门、个人逾越了法律底线，都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无须讳言的是，何耘韬的被追究几乎为偶然，且很可能正因为现实不如人意，助推了何耘韬铤而走险。此中纠结，如网易网一位网友总结的：“痛苦啊!判你爸有罪，他就成了冤死鬼;若判你爸无罪，以后P民们更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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