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
副教授开宝马上课讽学生 称全心教学是毁灭
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是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副教授尹晓冰与同行交流时“善意提醒”：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
5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全国独立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案例教学创新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召开。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晓冰应邀为同行作报告。
“教师用不着讨好学生。”对MBA课堂上以堵车为迟到借口的学生，尹晓冰毫不客气地反问：我开宝马就不遇堵车吗?对课堂上接打电话者，他毫不留情：“把你的破手机扔掉，你用的手机我去年8月就用了，我的电话号码有7个8，你买得起吗?”
尹晓冰表示，毫不畏惧地批评学生，既是保证教学质量的要求，也是维护师道尊严的需要。他把大学教师分在“金字塔”的各个部分，处于底端的是仅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的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
尹晓冰认为，大学教师如果想顺着“金字塔”发展，做好教学是基础，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已有11年高校教龄的尹晓冰是“70后”，3次获云南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被某网站授予“2009经济及管理专业最受欢迎十大教授”。他告诉记者，用在教学上的精力约占1/3。
尹晓冰作报告时，部分与会者觉得他的风格、观点让人很“惊讶”。同行评价他“不一般”，用词从“张狂”、“前卫”、“另类”到“个性”、“有想法”等。
回应风波称非本意
尹晓冰的观点引发广泛议论，仅一家门户网站上参与讨论的网友就达9.4万余名。他也被部分网友称为“宝马教授”、“学界任志强”。5月22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跟进当日的报道。“你开车会迟到，我开车也会迟到。”他在节目中说，“过激的话可能不妥当，但本意不是为了讽学生。”
5月23日，尹晓冰在博客上撰文解释：“‘开宝马车’和‘手机号’是在特定背景下说的，是遇到某些MBA学生严重违反课堂纪律的情况下的非常说法。至于大学教师‘金字塔’式分类，纯系个人根据现实感受提出的看法。”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被普遍认为是高校教师的三大职责。尹晓冰认为：“天天忙于教学挣课酬反而影响教学质量提高，适当的科研和社会服务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于工商管理教师而言，适当的商业实践是必要的。”
面对“被议论”，尹晓冰认为，对此事各种形式的关注，都说明大家关注教育和教育改革，以及教育改革进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他表示：“具体针对我的鞭策也有助于改善我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质量，在此深表感谢!”
现 状
学校与名利场
按照常理，学校尤其是大学，应该扮演着启蒙青年学生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的角色。然而，我们的大学不再那么单纯、学术，似乎越来越有“官味”，越来越势利。
遗憾的是，有些人好像还嫌“官味”不浓。记者调查发现，在广西、湖北、福建等地开设的一些大学就业指导、社交礼仪等选修课上，老师们讲授的居然是官场礼仪。比如，坐电梯的时候，应该让最大的领导站在靠里面的位置，旁边是第二领导，地位最低的应该站门口负责开关电梯;又比如，与领导同桌吃饭，座次安排和如何敬酒也大有讲究……
我们不否认这些官场礼仪在职场上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但如此明目张胆地在课堂上讲授官场的不良文化，却不得不说是大学教育的悲哀。大学是学习文化知识的殿堂，也是完善学生独立人格的圣地，急功近利地宣扬名利场上的处世哲学，将传递给学生怎样的价值观?
与这些教授官场礼仪的学校相比，福建某高校出台的“临时校规”更是“露骨”。为迎接近期进行的福建省第11届省级文明学校评估，某高校按照考评标准，印制传单、群发短信通知学生们“遇到酷似领导的人来问路，一定要注意礼貌”“若有人询问食品安全等敏感问题，不要偏激，务必给出正面回答”……且不说“酷似领导”这种提法十分搞笑，这种积极动员学生应付检查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它一方面等同于变相鼓励学生弄虚作假，另一方面也是在潜移默化中训练学生们露出一副奴颜婢骨。
我们时常为大学精神的变淡扼腕叹息，但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大学老师的教学理念有着紧密的关系。试想一下，如果学生们目之所见，是为凑论文而抄袭剽窃的老师，是为争取课题数量而巴结奉承的老师，是为获取行政资源而不择手段的老师，这将对他们日后的人生路产生何等消极的影响?
然而，就在5月21日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教学研讨会上，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晓冰却公然宣称，教师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教师用不着讨好学生。在他看来，处于大学“金字塔”底端的是仅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的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nextpage$
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契约关系，身负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的教师理应对自己的学生负责，然而，以这位副教授为代表的一些教师却根本不顾学生的利益诉求，只关心能否拿到研究课题和研究经费、能否谋求行政资源、能否攫取商业利益，他们会“讨好”谁，大家都心知肚明。
媒体报道称，这位尹晓冰副教授平时开着价值50万元的宝马去上课，使用的手机号有7个“8”，身兼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之职，平时只将1/3的精力用在教学上。从他的意得志满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同行面前充满了成就感和优越感，只是，秉持着这种功利的教学理念，会教出怎样的学生?于国家、社会何益?
大学应该是一片学习的净土，只有在这种相对纯净的教育环境中，大学生们才能锻造出完整的人格，为肩负的历史使命做足准备。然而，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污染了象牙塔，正在让大学校园变成追名逐利的场所，这不仅不利于青年的成长，也将给国家社会的发展埋下隐患。要正本清源，还应该从“去行政化”、改革大学教师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
评 判
“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才是民族之耻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当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在微博中高喊“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之时，他已经为他在网民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响亮称号：董钱钱。
真该恭喜董教授，因为他已经一语成名了。依其自设成功标准，实乃名利双收。不过，网民们都很想问一个问题：财富意识十足的董教授，这个时候是否已经身家4000万了呢?如果没有，他是否觉得耻辱和失败;如果有，那么他的财富又从何而来?是否都能“合理合法”呢?其中，教书育人必然只是一个纯粹的副业吧?作此猜测或许应该说是网民“仇富”心态的表现，但既然教授嫌贫在先，穷人们“狭隘”点也是情有可原。
在“董钱钱”成功哲学里，很多人的人生无疑都是“耻辱和失败”的，因为他们在40岁的时候还远远没有挣到4000万，其中就包括很多他的同行，特别是那些仍旧立志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古董”们，以“董钱钱”的标准，他们真该挖个地缝钻进去才好，以免“有碍观瞻”。至于董教授的学生们，遇到这样一个嫌贫爱富的老师，心里大概也五味杂陈;当然，董老师可以因为他们没钱而瞧不起他们，他们同样可以因为董老师太爱钱而瞧不起他。
“本是励志一句话，何必暴跳伤心肝。”董教授的本意，似乎只是想用量化的钱数来激励学生创富，如地产大佬任志强所认为的，董藩的话是老师的“一种希望”。可是，如今的社会，已然是一个活脱脱的金钱崇拜社会，实在是不缺少“董钱钱”这样的“激励”。如果搞传销的喊出这种激励话语，公众必然不惊讶，他们向来就是以赚钱作为唯一目标;可是，现在说这话的是堂堂大学教授，他说话的对象也是高学历的研究生，进入微博传播之后更是面向了普罗大众。公众就要问：难道金钱真的是评价成功的唯一标准吗?
子曰：贫而无谄富而不骄，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可是新时代的“董钱钱”哲学，却公然叫嚣：贫穷不仅是失败，而且是耻辱;不仅是个人的耻辱，同样是老师的耻辱。倘若大学教授都如此爱钱，并且完全以钱高看或低看他人，大小贪官们贪点污受点贿，造假商贩们加点三聚氰胺，房产商拿根毛竹当钢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在以金钱决定一个人全部价值的“董钱钱”标准里，这些只要没有东窗事发，在个人心里大概都要算是“合理合法”的吧?因为为了赚钱大家都这么干的啊，董教授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学生们，并视那些没发财的学生为耻辱的啊。
或多或少，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财富梦，这对于一个民族不是坏事;可是，一旦将金钱过度拔高，以至将之作为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甚至唯一标准，那绝对又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健康的社会，所需要的绝不仅仅只是商人和企业家;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倘若高学历者都掉在钱眼里，以“40岁时至少赚到4000万”作为目标，“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那才真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和最大的耻辱。
“宝马教授”的“学霸”腔让谁伤不起
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在全国性的一个研讨会上提醒同行：“教师用不着讨好学生。”认为做好教学是基础，但把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他开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是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他自称用在教学上的精力约占1/3。
尹副教授高调声称无需讨好学生，与MBA课堂上的学生比拼豪车、手机、靓号，好一个“学霸”腔调，气场强大，令人讶异。如果说他的“炫富”是为了镇住学生，那倒还情有可原，毕竟那帮来学MBA的大多都是腰缠万贯的主儿，平日里斗富撒气惯了，有位个性张狂的“富豪教授”做老师，在课堂上多少会克制些。不过他认为教师若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就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这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看法，笔者却不敢苟同。
传统文化对教师的要求，一向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本，以“鞠躬尽瘁、蜡炬成灰”的精神为范，以“桃李满天下”为荣，不求富贵飞腾，但守清平乐道。在这种奉献社会的理念约束下，教师基本与巨额财富无缘，最多也就是达到小康水平，但其社会地位很高，受到民众的普遍尊重。而如今那些“不务正业”的教师们，不用心教书育人，却在一门心思钻营职称、级别，捞票子、搞项目、拉关系，直将学校做官场、商场，钱权都有了，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却直线下降，个别不负责任、信口雌黄的教授，则更是被人所鄙。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只要抓住发展机遇，每个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当然也包括教师。而且，早就有无数教师停薪留职，或者干脆辞职下海，在商海里拼搏一把，成功者亦不在少数，赢得了财富与事业。这样的成功榜样值得鼓励，说明他们本身就适合商海，虽然少了一位不安现状的教师，却多了一位积极进取的商人，乃是社会人力资源的重新优配，于公于私都有利。但是，假若身居教师之位，同时还在外面经商，或者如尹晓冰副教授那样兼任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教学精力只占1/3，如此“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法，很难想象其精力如何均衡分配。他忙得过来吗?授业水平又究竟如何呢?
这是一个自由选择个人发展路径的时代，没有谁去挡住教师的发财之路。何况，在人生的漫长道路上，转换职业亦稀松平常，有些人正是在不断转换的过程中，寻觅到自己最擅长的职业。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与其四处撒网，不如专心一域。教师还是应敬守本业，以育人为己任，如果受不得金钱诱惑，那就不妨跳出“象牙塔”，去商海放手一搏。若总想着左右逢源，恐怕到最后是会左右为难的。$nextpage$
观 点
教师不愿“毁灭” 教育或将“毁灭”
从尹副教授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他在“赚钱”上应该成功的。虽然尹晓冰三次获云南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被某网站授予“2009经济及管理专业最受欢迎十大教授”，但他的观点值得商榷。诚如网友所言：这位副教授的言论太过功利。
对MBA课堂上以堵车为迟到借口的学生，尹晓冰会反问：我开宝马就不遇堵车吗?对课堂上接打电话者，他毫不留情：“我的电话号码有7个8，你买得起吗?”诚如尹晓冰所言，毫不畏惧地批评学生，既是保证教学质量的要求，也是维护师道尊严的需要。但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读MBA的学生可能是各方面的精英，如此不客气的“炫富”，与其说是批评教育，还不如说是“嘲讽”。这不仅可能引发学生的反感，恐怕反而有损师道尊严。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教师之所以能获得尊重，不仅在于其教授的技能，更在于其身上体现的“传道精神”。我们看到，尹晓冰是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对企业和旅游行业而言，“赚钱”当然很重要。但“毫不客气”地在课堂上炫耀“开宝马”、“电话号码有7个8”，宣扬的却是一种“金钱至上”的理念——其潜台词是：因为我挣钱比你多，所以你应该好好听我讲课。要知道，不管是做工商管理还是旅游管理，“金钱至上”恐怕是不行的，企业家身上还应该有道德的血液。
在尹晓冰的言论中，把大学教师分在“金字塔”的各个部分，处于底端的是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的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是的，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下，在大学做“学霸”当然可以挣很多钱，但却会丢失教师本该有的“师道精神”。在笔者看来，大学就应该有很多教师不为名利所动，乐于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传道授业解惑”上。这并不是在“毁灭自己”，同样也能实现自身价值。
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曾言，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大学应该与功利化、权力化划清界限，保有自身的崇高理念与精神价值;教师的言行里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宣扬符合进步的社会价值观与道德准则。是的，热衷教学的教师未必是在“毁灭自己”，而功利化的教育却是在“毁灭大学”。
“炫富教授”多了，大学精神必毁
尹教授开着宝马、用着7个8的手机号，在课堂上公然炫富，不像个教授，倒像个十足的暴发户。
作为学术重地，教授们的尊严理应由育人成果和学术地位的提升来支撑。但是尹教授的眼里，却把教书治学等履行本职工作的教师放在了“金字塔”的底端。
或者在尹教授的眼中，财富的多寡是对“知识就是力量”的最佳诠释。而其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身份，也恰恰说明，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东西。而课堂上的炫富，足以见得其功利拜金的理念已经深入骨髓。
尹教授或许精力过人，却不应蔑视其他教师全心教学、拒绝外快，更不应将功利主义当作绝对的价值观，以切割他人。更可怕的，则是这些话语里暗含的企图———通过这种价值观颠覆高校的学术精神，并拯救高校中“芸芸众生”。
前一段时间，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看来，尹晓冰并不孤单。
由此来看，不是我们杞人忧天，高校教授的高调炫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意味着高校里的价值攻防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评 论
教授以金钱衡量学生是哗众取宠
如今的大学，奇闻迭出;如今的教授，常似叫兽。
古人云：有教无类。可董教授却以4000万身家作为见学生的标准，这说明董教授对学生不能一视同仁，缺少师德，是个钻进钱眼儿的老师。现在，大学里媚富、想发财的教师不少见，但向董教授这样公开宣称“富的见、穷的不见”的，还是很稀罕，有必要认真剖析，以透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现象。
董教授只见身家4000万以上的学生，并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是以金钱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在董教授眼里，高学历者只分富翁和失败者两种人，千千万万未发财的高学历者都被一棒子打入失败者的行列。但人们疑惑的是，董教授自己是不是具有高学历、有没有4000万?如果按照你的标准，你自己本身就是失败者，那你只见4000万身家以上的学生，不成了赤裸裸地傍大款、讨赏钱、嫌贫爱富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的主要职责是传授知识，关心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至于学生毕业以后，行业不同、能力不同、机遇不同，在收入水平上会自然产生差异，这既不是老师能左右的，也不是老师该管的事。董教授无病呻吟，无非是想以悖逆常理的言论来吸引关注。至于学生见与不见，倒不是董教授自己说了算，有董教授的学生留言：即使有了4000万，也不见你这种眼里只有钱的老师。
“只见4000万身家学生”并不是董教授的第一次惊人之语。他在微博的自我介绍是：一个被称为“人民公敌”，又被称为“学术界的彭德怀”，被誉为“国策高参”，又被斥为“开发商走狗”的学者。此前几年，他就曾以“未婚同居推高房价”(被业界戏称为二奶推高房价论)、反对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房地产正在救中国等“脍炙人口”的名言而走红媒体，今天的名言不过是董教授某种套路的延续。从董教授对制造“名言警句”乐此不疲的态度看，在别人看来荒谬悖理的名言，在董教授自身却是存在着某种合理性。而事实上，每次董教授发表名言，都会受到媒体追捧，其知名度也水涨船高。
没有观众，也就没有表演的激情;正因为有了媒体的热捧，才有了董藩屡屡出位的演出。现在，许多媒体为了经济效益，不顾社会责任，一味满足受众猎奇、寻求刺激的心理，大肆报道各种八卦、丑星、谬论以吸引眼球。一些人则吃准了媒体的脾气，投其所好，故意发布刺激性信息，以赢得曝光率。在娱乐圈，常用手段是炒作各种走光、绯闻;在学术和房地产圈，则是看谁说得极端，看谁说得更悖逆常理。这几年，茅于轼、任志强、董藩等在这方面都有超卓表现。
媒体捧红了董藩们，也吸引了眼球，但是，这种只注眼球经济的媒体生态，却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其直接恶果有三：一是误导舆论，使有限的公共舆论资源长时间耗费在一些毫无营养的争论之中;二是捧红了一批小丑，刺激了广大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学者，使学术风气日益浮躁，愿意安坐象牙塔扎扎实实搞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三是降低民智，将受众整日泡在低俗八卦和各类极端言论的酱缸之中，走向了启民风、牖民智的反面。
董教授“4000万见学生”的言论也从个案折射出一些人的畸形价值观。今天，以金钱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的不只董藩一个，许多人都是这样，只不过董藩表达得太极端，更加引人注目而已。这样的价值观直接衍生出各类社会问题，像三聚氰胺、瘦肉精这类危害公众的事件之所以发生，都与此有关。$nextpage$
那么，究竟该如何面对媒体的恶劣生态和价值观的扭曲呢?笔者以为，要转变媒体生态、医治价值观的错位需要社会各层面的集体努力，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但是，董藩这次极端言论所引发的舆论关注，倒是能够成为舆论和公众反思师德、传媒生态的一次契机。如果能够改变逆向激励机制，使该受谴责的，受到谴责，而不是让该受谴责的得到奖赏，那么将会对舆论生态的改善和师道尊严的维护产生好效果。
北师大也应有个态度，默许和纵容只会损害学校形象，稍施警戒，对匡正校风相信会有正面作用。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这是因言获罪，但是，一个社会应有一个基本的善恶是非价值判断，对与社会基本价值相抵触的言论进行批评，维护社会公序良俗，不仅正常，而且必要。作为大学，理应有更高的标准，对言行违背基本教育伦理的教师进行处罚是正当的，这在世界其它国家并不鲜见，与学术自由也并不矛盾，因为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对种族歧视、悖逆教育伦理、煽动社会动乱的言论，在任何国家的大学都会受到责罚，否则就会鼓励此种言论发展和传播。如果大学和社会都对教授以金钱来衡量学生的言论无动于衷，那将是教育之耻、社会之耻。
宝马教授的“教学毁灭论”何其荒唐
开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来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三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这是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出现在媒体上的三个身份标签。而映衬这三个身份的是他的另一番宏论：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过去，我们常常把教师誉为蜡烛、春蚕、人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等，其形象之高、道德之好不言而喻。如今，尹教授出一“毁灭论”，“牺牲”之事实犹在，但立论却迥然不同——教师全心教学、照亮别人，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毁灭。这样一种赤裸裸颠覆教师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的价值取向，有悖社会情理，也冒犯了无数默默奉献的老师，无怪乎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挞伐。
当然，尹教授出此论调，也许与他的个性、表达方式、人生态度等有很大关系。但就个人观点而言，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的言论背后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判断。
从媒体的报道看，尹教授的“毁灭论”建构在对教师类型分析的“金字塔”模型上。在他看来，大学教师分布在“金字塔”的各个部分，处于底端的是仅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的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在这一价值谱系中，顶端的自然是最有价值的，底端的就是最无意义的。因而，一名教师若只晓得“死教书”，不会搞课题，不会当“学霸”，那岂不是对人生的一种毁灭?尹教授毫不遮掩地炫耀宝马、手机号码等身份符号，大概也是证明自己在“金字塔”中居于上层，并以此来震慑学生，维护师道尊严吧。
然而，教师的价值真的只是在“金字塔”顶上吗?师道尊严只有爬到“金字塔”顶端才能彰显吗?作为教师，尹教授不该无视教师的天职，以为教师的价值只存在于“课题”、“学霸”或者这“长”那“长”之上。不错，现实生活中，会拉课题会跑项目的人，有权威霸占资源的人，能当官会当官的人，在不少学校中确实很“吃香”。但与此相应，当前很多地方出现的学风不正、学术腐败等乱象，不也是多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吗?近些年，高等教育领域厉行改革，要求正本清源，要求学术创新，要求提高竞争力，不就是要匡正风气，消除官僚化倾向，使学校和教师能够少受社会不良影响，安心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或许尹教授学有余力，可以在教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两方面兼得，但不能就此认定，致力于教学的人生就是自我毁灭。否则，那些兢兢业业培育出桃李千万的教师又该立于何地?何况，在如今较为浮躁的社会心态下，我们更要褒扬教师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巨大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
尹教授的言论很刺耳，这倒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风格有多么张狂，而是因为他把社会的不良现实当成了评价教师人生价值的标准。作为一家之言，他的观点原也犯不着舆论的刀锋，但其言论背后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意识却值得警醒。
结 语
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大学应该与功利化、权力化划清界限，保有自身的崇高理念与精神价值;教师的言行里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宣扬符合进步的社会价值观与道德准则。是的，热衷教学的教师未必是在“毁灭自己”，而功利化的教育却是在“毁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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