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时代的十字路口。
这一次，不是因为它遭遇的高增长压力，而是它面临的发展失衡危机。
总量增长、素质偏低、结构和分布失衡……
如果说，30年多前人口过快增长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那么今天，人口素质、结构、分布问题正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现阶段，人口发展失衡的问题主要在哪儿?它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多大影响?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总量增长、素质偏低
每逢节假日，火车站摩肩接踵，飞机场人潮涌动，旅游点拥挤不堪……最令出行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人太多了”。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中国拆除人口爆炸的引信，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创造了人口有效控制的“中国奇迹”。然而，成就背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没变，人口数量问题依然突出。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介绍，199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妻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国际标准是2.1)以下后，人口增速趋缓。但受人口惯性增长的影响，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左右。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三大高峰。“十二五”期间，预计净增人口约4000万，总人口将达13.9亿;到本世纪30年代，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15亿。人口数量仍是长期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与此同时，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竞争力。
一方面，出生人口素质亟待提升。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7年，全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儿降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另一方面，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效用未能充分发挥。
20岁的贵州农村女孩赵华高中毕业后，去江苏常州市一家纺织厂打工。因无技术，一年前工厂裁员时被辞退。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她，本应成为人口红利的增加因素，却因失业而由社会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中的分母变成分子，成为被劳动人口赡养的人。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上世纪70年代，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开始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快跑。但长期以来，中国是靠廉价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赚钱，“世界工厂”的光环掩饰不了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尴尬，劳动者技能低下影响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翟振武说。$nextpage$
年龄、性别结构失衡
进入不惑之年的钱芳时时感到一种压力，因为要面对“2个人照顾4位老人”的无奈。
“我是独生女，我先生虽然有一姐姐，但在国外。”钱芳说，“我们两家老人均过70高龄，哪天谁病倒了，都够我累的。”
随着出生人口大幅减少，中国人口金字塔底座日趋缩小，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失衡，老龄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便是明证。
以国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上海为例。尽管因外来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补充，上海短期内还不会出现用工荒，但全市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却供不应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
据联合国最新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白发族以年均800万人的增速壮大。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面对汹汹而来的老龄化态势，“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不加快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将“窒息”未来经济的发展。
令钱芳担忧的还有上小学的儿子：“不好好学习，将来都找不到媳妇儿。”无论身居北京还是回福建老家探亲，钱芳发现，幼儿园和小学里的男孩明显比女孩多。
“中国正迎来一个男性人口过剩的社会。”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持续30年来，累积效应已现端倪。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19岁以下年龄段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120万。预计10年后，将有2400万“剩男”面临娶妻难。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带来婚姻挤压之痛。”田雪原说，当庞大的光棍大军高唱“我想有个家”时，谁去慰藉他们苦闷的心灵?小康之家是小康社会的基础，连个家都成不了，何谈幸福感?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人口地区分布失衡
在中国对计划生育管理末梢的设计中，全国6万多个乡镇、街道都设有计划生育办公室，平均每个乡镇有6人左右，每个街道有3人左右。散落到每个社区，通常只有1人。
一线计生员王蕾管理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新建社区。小区住户多是外地人，他们大多从事私营经济，不管贫富，都不享受城市的福利，也不愿遵守城市的规则。
而这个群体恰恰是生育率较高的人群之一。作为北京市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区，海淀区300多万总人口中，流动人口近1/4，高达80万人。“在我们医院出生的二胎，90%是外地来的。”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有关负责人透露。
“我们正进入一个‘流动时代’。”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拉动下，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迁移。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2050年将达3.5亿人左右。
在城市化大潮中，大批农村新增劳动力离乡又离土，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聚集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导致人口地区分布失衡。
这种分布失衡首先表现为人口过度向城市流动，给城市资源环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空前压力。“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日趋突出，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难度加大。比如，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服务经费投入缺乏有力法律依据，大部分社会兴办的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仍有很大比例的流动人口未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未被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等。$nextpage$
这种分布失衡还体现在农村地区出现人口“洼地”，使新农村建设缺乏人口支撑。近年来，许多村庄已无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只有大批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三六九”人群，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如果农村人口“洼地”局面不能得以改善，不远的未来，城乡二元结构或将无以立足，取而代之的将是积贫积弱的农村被喧噪的城镇彻底“吸空”。如何克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是广义人口均衡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人口与经济的本质关系，是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变化。与上世纪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相比，当前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压力更为严重，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新变化、新挑战，中国人口发展将遭遇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新时期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翟振武认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表述，是对中国多年来人口调控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精准概括。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人口的内部均衡，即人口数量适度、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二是人口的外部均衡，即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抓手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翟振武指出，近年来，中国人口计生工作从以行政制约为主转向统筹协调，从“单一管理”转向“综合关怀+服务+管理+保障”，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关系，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目标就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990年以来，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打击技术越轨，整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利益导向机制，从物质保障和性别文化上推进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应对人口年龄失衡的政策须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加快经济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对出生人口进行调控，在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之间寻找平衡点。
“人口既不能增长过快，使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过大，同时也不主张快速削减，这样不利于人口结构的优化。”翟振武指出，相对于“十一五”的“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十二五”规划纲要鲜明地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全国大城市的生育率持续走低，而中西部地区却面临低生育水平反弹压力。“逐步完善政策”要坚持分类指导，关注重点难点地区。
“城市敞开了大门，但城里的月光不该有阴影。然而目前对流动人口只有管理，还缺少保障。”北京市委党校人口研究所教授侯亚非强调，实现人口均衡分布应推进全国“一盘棋”服务管理。城市政府必须正视“新移民”存在的客观事实，打破城市建设、管理以本地户籍人口为规划依据的思维定式，突破二元式人口管理模式，将失地的本地户籍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纳入就业、培训、社会保险、住房等体系，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同时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人口的就地城市化、有限市民化、居住园林化和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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