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到1949年的20多年间，分属于中共、蒋系国民党、汪系国民党、内地军阀，甚至日本间谍、美国特工、苏俄职业革命者等政治势力的各色人物，都曾以港澳这两个东方“自由港”为阵地，进行着生死博弈。其间，中共更是将港澳视为沟通中国大陆与海外的重要跳板或暂避风险的关键场所。包括周恩来、廖承志、邓发、蔡和森在内，不少中共名人都与港澳有过命运交集。
周恩来惊险抵港治疟疾
周恩来一生中共有三次到港的经历，1927年10月这次最为惊险曲折。
1927年9月，周恩来与朱德、贺龙、叶挺等人一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从江西北部一路南下，转战到了广东潮汕一带。在潮汕期间，起义军与潮汕本地的农军合成一处，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广东本地的军阀部队展开了拉锯战。由于兵力和装备上的悬殊差距，加上对当地情况的不熟悉，起义部队在粤东的三河坝遭遇重大伤亡，被强敌打散。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领导起义军的前委负责人周恩来却身染疟疾，竟至无法正常下床指挥作战。
所幸的是，由于粤东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由彭湃等人经营多年，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当起义部队被打散以后，当地农民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经过努力，周恩来一行很快与粤东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联系上了，接下来的几天，经过当地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尚处于病重中的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杨石魂一起，巧妙地躲过敌人的追捕，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小渔船。
1927年“宁汉分流”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受命在香港接纳内地经过各种途径辗转来港避难的党内人士。当时，广东省委在香港很多地方都设有联络点，周恩来抵达香港以后，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很快，杨石魂将其接到了油麻地广东道一栋大屋（别墅）安顿下来。这栋别墅，是广东省委特地为周恩来租下的，用来作为他在港的养病之所。
由于得的是恶性疟疾，加上多天的奔波劳累，周恩来的身体恢复得很慢。在抵港后的第三天，他才慢慢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来，又经过十多天的休养，方能勉强外出进行活动。
此后十多天里，周恩来多次从养病的“家”中出发，到香港各个地方参加了一连串的会议，与广东省委负责人和李立三、林伯渠等中共在港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直到11月的某一天，他接到中央要他赴上海的命令，才匆匆从九龙深水埠登船离港。
邓发幸运脱险
邓发是中共早期工运领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后来进入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的苏区政治保卫局长，按照斯诺的说法，就是“红色特工首脑”。这虽是一种调侃的说法，却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以及担任
这一职务的人所需要的超凡天赋和过人本领。事实上，邓发这一称谓和他在香港从事过秘密工作的经历息息相关。
1927年底，中共在内地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结束，革命高潮也随之落入低谷。在香港，中共的活动同样受到了严厉的限制和打压。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联手，对在港的赤色活跃分子进行大规模抓捕，一些中共联络点纷纷遭到破坏。
1928年伊始，中共中央决定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特殊环境，把党组织重新健全起来。中央认为，曾在香港与苏兆征一起成功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的邓发是当此重任的不二人选。这年春，邓发来到香港，不久便出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并组建了在港的红色特工队伍——特科。
邓发抵港之后，很快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恢复基层组织。经过“白色恐怖”的冲击，当时在港的党员很多已经与组织失去联系，原有的联络方式和地点都已失效，为此，邓发不得不以身犯险，深入香港各区的几乎每个角落，将这些断了的联络线重新一条一条地拉回来，再次织成了一张严密的地下活动网络。二是清除叛徒，营救同志。在邓发的布置下，香港的党组织严惩了一批叛徒，并将不少落入港英当局的党内同志巧妙地解救出来。
192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邓发去铜锣湾的一个联络点检查工作。谁料，这个联络点早已被特务摧毁。当邓发出现在门口敲门的时候，埋伏在屋里的人立刻破门而出将他逮捕。
被捕以后，职业的敏感让邓发觉察到：对方虽然号称要抓自己，可是，根本就不认识自己。于是，他横下心来，任凭特务们威逼毒打，都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从外地来找亲戚的乡野村夫，其余事情一概不知。
得知邓发被捕以后，地下党立刻展开营救。通过探监，营救人员很快掌握了邓发在狱中的详细情况，随即，马上按邓发的意思将其被捕的讯息传递给了其在港做厨师的哥哥邓芳，恳请他设法解救。邓芳接到讯息以后，很快便找到了他的英国老板，说乡下来找工作的弟弟被警察误抓了，让他出面帮忙保释。在邓芳的恳求之下，这个颇讲义气的英国老板不仅答应帮忙，而且亲自开着小车将邓发从警察局接了出来。就这样，邓发仅仅在监狱待了几天，便成功出狱了。$nextpage$
蔡和森冒险莅港献生命
蔡和森是中共的创党元老。他曾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开展学生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又赴欧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
李富春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国共合作时期，蔡和森回国参加中共“二大”、“三大”，成为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蔡和森一度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3月，他再次回国，受命去香港主持党在两广一带的工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踏足香港仅仅3个月，他便由于叛徒出卖而遭遇厄运。
蔡和森抵达香港的时候，正值国内“白色恐怖”的高潮。在上海，随着掌握了大量党内核心机密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党内外顿时陷入一种凶险莫测的氛围之中。当时的香港，似乎也受到上海肃杀气氛的影响，港英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对境内的中共活动进行严厉限制。与上海一样，香港每日里警笛长鸣，人心惶惶。
在港期间，蔡和森化名胡世辉，与妻子李一纯及3岁的女儿蔡转一起生活，而他公开的身份，则是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职员。
事实上，从蔡和森搬进这家洋酒罐头公司的那一刻起，无孔不入的密探便盯上了他这个操着外省口音的可疑者。而这一结果之所以来得如此之快，正是因为中共历史上知名的叛徒——顾顺章。
经过三个多月的盯梢，这些密探有了一个初步判断：这个新来的烟酒罐头店职工是一条“大鱼”。于是，他们精密策划，布下了一张网。为了能准确地逮到这条“大鱼”，他们特地将赶到香港的顾顺章带到了现场。
1931年6月10日，香港一些海员活跃分子正在某秘密地点举行重要会议。中午时分，应邀而来的蔡和森刚一步入会场，就被蹲守在那里多时的顾顺章指认出来，随即，蔡和森被港英政府逮捕。
对于蔡和森的被捕，中共十分重视。党组织曾动员一切在港的资源和关系进行营救，而营救过程一度也十分顺利，据悉，港英政府甚至还做出过“交一笔钱就可保释”的承诺。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广东当局接到“密报”以后，也马上派出代表赶到香港来进行交涉。结果，就在香港党组织紧张筹款的间隙，形势发生了逆转。
6月12日晚，港英政府违背承诺，匆匆忙忙将蔡和森“秘密递解出境”。一个多月后，受尽酷刑的蔡和森被广东军阀秘密处决。
廖承志虎口脱险
廖承志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他的一生与香港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早在抗战刚开始不久的1938年初，刚满30岁的廖承志便被中共南方局委以重任，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
南方局之所以选择廖承志来担任这一职务，一方面是考虑到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先生和母亲何香凝女士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廖承志本人在统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天赋和能力。
天性乐观、机智、平易近人的廖承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统战干才。在港近四年，他不仅成功地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及事迹，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运送了大量资金物质，还与一些在港的各界人士建立起了深厚情谊。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本平静的香港很快也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开始向九龙发起进攻。此时的香港，汇聚着数以千计的因躲避战乱和政治迫害而集中在一起的政治文化精英，这批人如果在香港沦陷之后落入日寇手中，后果无疑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港英当局自顾不暇，国民政府又鞭长莫及，营救这些精英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在港的中共组织肩上。
根据周恩来从重庆发过来的指示，廖承志等人结合香港当时的特殊情况，对在港的数百名需要转移的人士进行了周密安排。一方面，他们为离港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离港路线，并布置好了沿线所需的接应事宜。另一方面，他们还为离港人员筹集了大笔路费，并为每一个人设定了专门的伪装方案及可能的应变对策。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妥当，香港刚好经历了1941年的“黑色圣诞日”。这一天，港督杨慕琦举起白旗，将香港交到了日军手上。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发出的第一道军事命令，就是封锁港岛和九龙之间的海域，以防止抗日分子进入内地游击区。如此，尚在港岛指挥撤退的廖承志等人要撤出香港，无形之中就变得异常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让廖承志、乔冠华等人一起夹在逃难的人群中，趁乱从港岛偷渡到九龙，再从九龙伺机进入东江游击队活跃的广东惠阳地区。1942年元月，廖承志等人化装成逃难的生意人顺利逃出香港。
就在廖承志回到内地之后不久，由他亲手策划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营救行动得以成功展开。接下来的日子里，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范长江、千家驹等在内的数百名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及其家属，都先后通过中共开辟的秘密渠道进入大后方。此外，一些在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英、荷、比等国的侨民，也搭乘这条“便道”摆脱了日军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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