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是一种文化基因，以无形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有个中国学生在上密歇根大学尼斯贝特教授的心理学课时，说了句对后者启发很深的话：“我和你的所有区别，是你将任何事理看作是一条直线，而我则是将任何事理看作是一个圆。”这句话颇有代表性，反映了东、西方整体思维和线型思维的不同，多少描绘了人类思维的地理版图区别。
中国人倾向于像看待自己内部世界一样，把外部世界想像成一个和平主义的世界。在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书籍中，我对比了一些西方人所写的中国游记和中国人所写的外部世界游记，发现前者大多出于实用目的，为工具理性所主导，侧重物和用，有很强的占有欲望，许多出于传教目的的游记，中国被刻画为异教，是个需要被“教化”的国度，读起来有咄咄逼人的味道。反观中国人对外国的记载，为人文理性所左右，侧重风和俗，游记背后的商业动机少，更不要说有传经目的了。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把内外想像成不一样的，但中国人不大喜欢以内改造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的个人信念和信仰在本质上没有以“一”改造“多”的冲动，且“一”与“多”能够共生共存，此“一”与彼“一”虽水火不容，但站到一起，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所以，这也是中国人信奉不干涉别人家事的文化基因之一。在两千多年的边疆治理中，边疆的历史文化不因为中原的强势而被改变和毁灭，这与西方殖民扩张时期对原住民文化的毁灭截然不同。另外，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在当地建制立国的动机，对生活和劳动的热爱远高于投身政治的热情。
中国人有向外取经的悠久传统，但很少有向外传经的抱负，这不是说中国人无经可传，中国本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典籍保留上最丰富的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也自认为文化上最为优越。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对外扩张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中国人强调信我者来，不信者不强求，很少强求别人来信来学。法国著名的学者塞代斯在上世纪中叶出版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一书中就指出，在漫长的交往中，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要弱于印度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影响，在东南亚地区，甚至找不到儒学的研传机构。日本学者堀敏一也认为，中华律令的传播在西域的影响要远小于在东亚国家的影响。
西方人在域外治理上强调“分而治之”，现代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冲突都是因为这种思想造成的，给人类文明带来很多灾难和痛苦，非洲、中东、南亚次大陆、东北亚，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中国人对域外地带的治理大多相信“统而不治”，不治并不是不为，而是尽量充分保留和相信当地的治理智慧，保持多样的治边治外方式，不去干涉，由之顺之引之，不卷入矛盾是非之中，但站在矛盾是非之上。这种治理思维客观上使中国的周边地带成为世界上文化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
中国人的内外观经历过从等级的内外观向平等的内外观转化的过程。传统中国的秩序下，中外关系中的国书受“家天下”以及中外力量对比变化的影响，与周边国家的称谓有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舅甥关系等之分。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内外观上有个共同的地方，都试图以“文明－野蛮”、“优越－卑贱”的叙事模式，通过贬低外人来完成内部秩序建构，乃至中国的地理史书上把外国称为“狗国”的歧视性说法不在少数。这是传统的糟粕之一。近代以来，随着“国际体系”取代“天下体系”，内外平等的叙事模式成为主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欣赏成为主要的实践方式。当然，中国现在在变得强大的过程中，一定要警惕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高下贵贱的内外叙事模式中。
西方的秩序观建立在线型的推理基础上，相信所有外部世界变成和西方的制度一样，那么就会有持久和平，这种思想表现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论述中，当代一直延续到“历史的终结”思潮，如此，“同”为秩序建构的主线，差异因此成了秩序的障碍。中国的秩序建立在内外互补组合的整体思维上，以内外犬牙交错来减少分离的力量，差异被视为秩序的基础，而不是秩序建构的障碍，“调和”为秩序建构的主调，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内是一致，外是差异，内外关系也是如何从差异中获得共识和认同。文明的高低不在于高度的一致，而在于是否包容丰富的外部差异。一致性越强的文明，越脆弱，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则易溃灭，连根带基给拔了，难以复生；差异性多样性越强的文明，文化基因越丰富，社会根基越强，越有弹性，虽短期会被击垮，但会此起彼伏，春风吹又生。这是中华文明赓续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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