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逃的腐败分子是怎样把巨额财产转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钱部门一直在进行深入研究。据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外逃贪官人数到底有多少，由此给国家带来的财产损失究竟有多大，一直是公众高度关注的事项，也是民间议论纷纷的话题，公众一直在期待，权威部门能就此有一个权威的信息发布。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猜测只是一个传说，尽管有各种版本的数据流传，但最后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辟谣。只不过辟谣因为有破无立，并未给出确切的调查结果而使效果大打折扣，近乎澄之不清。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有关贪官外逃的核心数据，而且数据出自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引述者则是央行，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虽然由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的这个报告，其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易言之，关于贪官外逃的真相对公众而言，无疑是迟到了，但与始终遮蔽相比，毕竟算是一个进步，至少显示了正视问题的态度。
是的，关于贪官外逃，的确已经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8000亿元，只要想想这个数字，实际等于中国这个母体每天都在被人割开一个口子放血，寄食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分子便都会惊惧莫名。尤其不能忽视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对世道和人心的双重摧残，可以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一些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如此双面和分裂，其在国民中间建立共识和道德勇气的努力将变得万分艰难。
面对贪官携带巨款外逃，所有的愤怒和慨叹都是必需的，但显然不能仅此而止。鉴于贪官外逃一旦成功，便会因人员引渡难和资金遣返难等障碍而致正义无法实现，着意于预防和警戒是理所当然的思路。但如何预防和警戒，与过去各方所提出的一些措施相较，作为金融管理机构的央行的本次报告更多地显示了专业性。报告指出，人民银行在监测思路上以“获取非法资产”和“向境外转移资产”阶段为监测重点，依托并充分利用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库，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这里凸显的，是金融机构在反腐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过去的反腐行动中，可能被相对忽略了。
强调金融机构在反腐中的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这种作用的发挥必须遵循金融机构的基本职业伦理，要减少贪官外逃的可能，一个卑之无甚高论却又是最见疗效的办法还是阳光行政，依靠制度约束权力。
其实鉴于贪官外逃问题的日益严峻，“用制度约束权力”的尝试早已开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办法、官员财产申报等制度就不断出台，有些地方为了防止“裸官”外逃，还特别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相关条文不可谓不密，在现实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远未臻理想之境，其中的缺憾或许在于，我们似乎总难以走出“官员监督官员”的路径，看似严厉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缺乏起码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随意性极大，对敷衍制度者也没有相应的罚则，难以真正产生制度性威慑。
强调用制度约束权力，更应该强调制度所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环境，一言以蔽之，如果公众的监督在制度中是缺位的一环，那么所谓“用制度约束权力”就有异化为“用权力约束权力”的风险。贪官外逃及其后续效应已成转型中国无法承受之重，当下重温一些政治学常识也许并不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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