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压之下的高考生：不少人呼吁改革高考制度
录取率越来越高，高考压力却依然很大
有一个截然相反的事实：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报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仅为4.7%，但是家长、考生的心态都相对平和；2011年，全国有933万考生参考，录取率将比去年增加近4个百分点，达到72.3%。但是，“高考焦虑症”却盛行，历年来因为高考压力而抑郁、甚至轻生的学生不少。
这是因为，虽然招生机会多了，但是重点学校却很少。考虑到将来的就业问题，学生的压力自然大。当然，除了想要进入好学校而外，家长和学子还可能有如下的考量：一、面子因素，在“人人皆是大学生”的时代，不上大学面子上挂不住。二、就业考量，有不少单位的招聘启事都会注明要求本科学历以上，尤其国企、事业单位这样的“好单位”，不少甚至要求硕士；从近年来公务员的招聘情况看，专科以下的学历几乎都被挡在了门外，所以上大学是必然的，而公务员的招考尽管存在不公现象，但是无疑，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社会上升”渠道。
症结：“一考定终身”的焦虑
尽管不少人在说现在不是“一考定终身”了，还有人连续参加了15次高考呢，但是：一、复读不仅时间成本高，还会带来心理焦虑，许多复读生都存在专业不理想的问题；二、专升本等渠道代价高、机会不多，想要转学更是不太可能。三、成才的多元化只是相对的，比如2009年全国有84万人放弃高考，其中出国留学者达21.1%；2010年弃考人数近100万，其中20万人出国留学，他们相较于将千万的高考人数还算小群体。并且他们中不少来自富裕家庭，本来就在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中上部甚至顶部。
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得出中国自解放以来实行的35次高考促成了1354.05万人的上向流动。而之所以能够促成这样的结果就在于它相对公平（尽管存在加分不公、高考移民、地域歧视等现象）。高考是为数不多的能促成人们向着社会更高阶层流动的制度。所以大家一窝蜂地在高考独木桥上挤过。
但是，贵州考场外痛哭的学生也好，因为子女高考而万分焦虑的家长也好，甚至于历年来因高考压力而选择轻生的人，他们无疑都被这逼仄的“独木桥”折磨得要死，于是很多人认为是时候进行高考体制改革了。如何改革？南科大当然就是个万众瞩目的尝试。
吃螃蟹的南科大：他们是希望吗
南科大学生的自信来自底气
南科大学生公开信称，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态，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
南科大学生郄博宇表示，这封公开信确实由南科大学生集体发出，发出之前他们也都看过，这封信写出了45名学生的真实想法。
南科大学生的弃考意味着他们拿不到教育部承认的学历证书，性质就相当于在一个社会培训班里度过了四年光阴，为此，许多评论为这45名孩子担忧，认为他们是在拿自己的“青春赌明天”，如果失败的话，他们会成为这场改革最大受害者。然而，南科大学生的公开信里却分明透着自信，除了盛赞这些90后孩子的勇气与独立精神之外，我们不妨从功利角度考量这股底气何来：
本是优质生源：据悉，南科大的生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去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二是全国向往南科大的高三学生，以校荐或者自荐的方式申请，经过筛选参加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试。他们中甚至有好几个算是小有名气的“神童”。另外，这45名学生中有一半左右都来自教师家庭。
虽然没学历，却享受到了最好的教学资源：为了对得起这些冒险读书的学生，朱清时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不仅从全球请来教学上最好的老师，还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精心来为学生编排课程。教师中，有MIT的人类学教授，有院士，也有原明报主编等。南科大的学生也在公开信中表示了课程设计的完美。而这批学生不仅能够在南科大接受免费教育，每年还能够拿到1万元的奖学金。这样优厚的教育资源，实在让人想放弃也难。
有的学生未来打算出国升造，不看重国内文凭：“我的想法其实很实际，将来我准备出国读书，国外很多大学本身也并不认可国内本科文凭。而南科大有知名教授和良好学习资源，报考竞争没有清华北大激烈，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南科大一位学生私下透露的。
当然，不可否认这些90后学生愿为教改当小白鼠的可嘉精神，只是这股底气绝不是凭空而来的。
其实他们和清华、北大“自主招生”学生是一类
前阵子闹得轰轰烈烈的“北约”、“华约”、“同盟”这些高校自主招生联盟囊括了第一批国家重点投入的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985高校”的80%以上。被这些自主招生考试录取的学生绝对是占有了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最好的高校们争夺“尖子生资源”的戏码。清华大学今年公布的自主招生名单中有七成的学生来自大中城市。专家组综合考虑了考生平时的学业水平、特长爱好、获奖情况、中学或外部专家的推荐意见等方面因素。而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则是“自主招生”的边缘人群。
关于自主招生考试的利弊讨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最大的争议之一在于，目前取得自主招生考试资格的学生大多来自大城市的重点中学。记者电话采访了福建、四川、安徽等地的欠发达地区中学，他们听说了“北约”、“华约”大战，但都表示不是很关心。福建省宁德市民族中学的高三教师陈驹说：“好像对我们农村和县城的孩子越来越不利，这种考试，我们更加比不过城里文化氛围好的富裕孩子。”
在高校联考的争论声中，也有学者一直在呼吁不要过分关注招生，而忽略了教育改革本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说，“那就是只顾收获，不顾耕作。希望中国社会不会变成‘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nextpage$
症结：这样的自主招生制度很容易让人害怕不公平
南科大的45名学生的勇敢行为被不少人赞许，然而也被不少人质疑。问题在于：想得更远的人认为，假如允许南科大不经高考就招生，而且它“自授”的学历学位又经国家认同的话，那么，读不好书的权势者子女、有钱的纨袴子弟今后便都可以随意拿到南科大文凭、学位，届时，朱清如校长能坚持“原则”吗？这和许多的“自主招生”考试为人诟病的一样，人们都很担心这又造成新的权力寻租空间，形成新的不公平。
目前南科大入学的45名学生，今年都不参加高考，这些学生的个人实际文化水平、家庭背景如何，社会无从了解，老实说，笔者对这些学生是否够得上进大学的门槛表示怀疑，他们拒绝高考，无非是对自己的考试能否过关没有信心，否则为何不敢加高考？现在的高二是什么水平？还有，这45名学生中，有没有出身于普通工农家庭甚至贫困家庭子女？南科大每年收费是多少？贫困家庭子女是否读得起？都是疑问。
所谓的“自授学位”。南科大企图像香港大学那样，搞自授学位，想法当然很好，但在中国大陆目前的体制下，尤其是一些教授、博导没有独立人格、拿了评审费就签字，这种学位的“含金量”又岂能保证？南科大的教授不是香港来的，南科大教授都是“体制中人”，难以跳出目前普遍的“潜规则”，所以，南科大的自授学位，最终必将变成“私授学位”，这种“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给滋生弊端预设了空间的。
人们对自主招生的诟病，关键还是在——害怕践踏公平。这说起来像是段绕口令——人们因为高考能公平地提供上升机会而一窝蜂选择，却又为此焦虑，呼唤改革体制；有吃螃蟹者改革时，人们又害怕这会践踏公平。
还有不该遗忘的一类人：贫困的“被弃考生”
“入不敷出”：农村孩子弃考主因
09年开始，媒体就不断关注高考弃考现象。而这些弃考者中，最大的群体就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他们当然不是因为“多元化的人生选择”而弃考。尽管在以前也有很多弃考的现象，但是主要还是因为高考的录取比例实在太低，许多人（当然，也包括城市孩子）都因为录取无望而不想去考。在“人人皆是大学生”的今天。这些农村的弃考者却出自于最为实际的投入与成本考量：读大学需要投入不菲的金钱，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却很严峻。这笔“账”算下来，放弃高考是“明智”的选择。他们算是“被弃考”。
高校扩张在总体上增加了入学机会，但由于高校收费的大幅提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平民后代，到高校就读反而更为困难。这在总体上进一步降低了平民后代进入社会上层的比例。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事实却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当然，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其中有30年来城市化的结果。那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身成了城镇居民，如此此消彼长，比例自然会变化。而就业难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不菲的学费，读完大学了却突然发现工作是那么的难找，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很多农村家庭难免会重拾“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症结：通过了录取之门，却挡在了找工作之门
如果说扩招之前，是录取机会的微薄阻碍了农村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的话，现在则是打开了录取之门，却让从这道门汹涌而来的人流阻塞了找工作之门。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扩招是退步，毕竟它给农村学生打开了第一道门。如何解决第二道门的阻塞问题，恐怕还是要从“公平”二字找答案。如果我们不能把这道门做得更宽的话，至少让各阶层的学生在通过时更公平些，这样还可以扩大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机会，一定程度减少“被弃考”。
但事实上，去年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也做了一份大型调查，将毕业生的家庭阶层分为产业与服务业员工、管理阶层、农民与农民工、无业与退休及专业人员四种类型，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
随着高校急速扩招，高考纪律的松弛触目惊心，加之在职学历教育的泛滥，取得高校文凭不再需要太多的才智和努力。在竞聘公共职位时，鱼龙混杂的高校学历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人才识别的作用。在各自都具备相应的学历条件时，面对官员后代的竞争，平民后代显得不堪一击。$nextpage$
如何解开“高考生死结”
前提：改革高考离不开现实环境
学者秦晖曾经指出，无论如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比之凭门第、出身、关系、背景，凭财力，凭有权者或其他人主观色彩浓厚的举荐等等来取人，都要好得多。尤其在一个社会机制不健康、举荐容易流为黑箱操作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我们能找出某些国家用非考试的办法分配教育资源而取得成功的事例，也需要考察这些国家与中国不同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背景来谈教育，脱离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来孤立地谈“教改”。如果一般地讲考试作为分配教育资源的办法属于不得已的“最不坏”之举，那么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恐怕更是如此，如今中国恐怕倒是应当更严格地限制举荐之类的“非考试办法”才是。
教育学者熊丙奇也认为，中国要深入推进高考改革，目前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统一高考为基础，实施大学自主招生，这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不再实行按分数和志愿先后投档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而是学校自主确定分数要求，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大学独立自主招生。这是妥善处理政府管理、学校自主、社会公平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较好选择。如果建有这种模式，南科大当然可以以这种方式进行招生。而且，随着这一模式的发展，可以通过培育社会机构，推出社会化考试，也作为大学自主招生的基础。但问题是，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招生体系。
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以下的措施很重要
撤销私人教育办学障碍，扩大教育资源。撤销限制私人办学的人为障碍，鼓励社会投入办学，这样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会缓解，高校的整体教育质量也会提高。
放低高考门槛，但是大学“宽进严出”。在根本改革高教体制及社会上的用人体制基础上效法国际流行的“宽进严出”之制也许是唯一出路。放低高考门槛，筑高大学毕业门槛，变孤注一掷式的“竞争”为平缓的过程式竞争，这比简单地排斥“应试”要好得多。
加大对社会底层的教育资源倾斜。韩国高考相对公平，因为对贫困家庭政策有着相当的倾斜，这一政策的初衷就是能够给底层人在社会上上升的渠道。这里的大学，当然也指的是“好大学”。
如何创造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
不妨看看香港的经验。1970年代的香港，中产阶级大量形成，这也意味着，这个时代使各阶层特别是底层依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去改变命运成为可能，门第裙带等不再是底层向上流动不可逾越的鸿沟。主要在于三点：一是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二是社会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开放和廉洁；三是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会日益向现代化转型。
在向上流动的机遇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勤奋努力和发挥潜力，而非依靠门第裙带、投机取巧，更不可能是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事实上，这种“可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据介绍，香港科技大学的本地学生中，70%以上在“公屋”或“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长大，公平的社会环境对于草根阶层改变命运至为关键。
而中产阶级的大量形成，无论对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还是促进消费、形成奋发向上的主流价值观，都具有相当正面的价值。
也正因此，1970年代香港社会分层时的政策环境，对于今天的中国内地具有镜鉴意义。
从南科大学生“被高考”谈高考改革
教育部要求南科大45名学生参加今年高考——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而这学生45名拒绝参考也成为今年高考季的一大话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明确反对让学生参加高考，他说，“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都回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而对此，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指出，自主招生应该是基于统一考试基础上的学校自主。这是笔者一直赞成的一种自主招生模式。但是不是由此可以推论出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也是合适的呢？考虑教育公平和学校自主权的高考改革究竟该怎样推进？
从学校的自主权分析，自主招生大致有三种境界。一，学校完全自主。二，统一社会化测试+学校自主。三，国家统一考试+学校自主。
南科大的自主招生，属于学校完全自主。这种模式，对于招生规模只有50人、没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南科大来说，是适合的：首先，由于“前途未明”，学生选择这所大学尚有风险，从逻辑上分析，不会有权势想着走后门进这所大学；其次，对于50个名额的招录，学校有充分的精力进行评价、测试；再次，学校的办学需通过质量获得认可，不像其他学校有文凭可以回报给学生，因此，学校必然重视招生质量。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南科大首批学生并未招满，这体现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自由双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南科大是有理由继续坚持这种自主招生模式的。
中国要深入推进高考改革，目前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统一高考为基础，实施大学自主招生，这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不再实行按分数和志愿先后投档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而是学校自主确定分数要求，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大学独立自主招生。这是妥善处理政府管理、学校自主、社会公平关系的比较好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实行这样的招录体系，意味着政府部门不能再给大学额定招生计划——一所学校如果按招生计划发出通知书，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来确认(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要招满目标学生数，必定要发出更多通知书——进而也意味着大学的自主权全部放开，由此，国家统一授予学位的根基就被动摇，大学必然走向自授学位。
这样的结果，教育部门不会不知道，因此，是按照教育的规律推进这样的高考改革，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拒绝这样的改革，使改革陷入一种纠结状态，这是教育部门必须面临的选择题。$nextpage$
高考压力是谁造成的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落幕。经年累月，高考几乎让每一个中国家庭绷紧神经；从小学到高中，孩子十年寒窗、家长含辛茹苦，为的就是在这一刻过关斩将、金榜题名。压力能不大吗？对于由此产生的压力、焦虑、应试教育模式及其对青少年人格成长的抑制和扭曲，你可以怪“万恶”的高考制度，可以怪中国人太多，可以怪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心态，可以怪大学招生地域歧视加剧了某些考生大省的压力……但问题是，即便取消招生地域歧视、改革不尽合理的考试制度，高考压力仍不会消失，因为产生压力的根源在考试之外。
别的国家也有“高考”，美国的SAT就是一例；不仅美国的考生考，加拿大等其他国家也用美国的“高考”。你可以说美国“高考”比较灵活，一年可以考几次，无须“一考定终身”，但这只能防止考生一次考试发挥失常而已，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考生人数及其产生的竞争压力。为什么别人的“高考”就没有像中国这样产生那么大的压力呢？究竟是谁给中国高考造成如此大的压力？
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先做道简单算术题。中国每年考生大约900万，而教育部确定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总规模是675万。换言之，如今3/4的中国考生都能上大学。即使以发达国家标准衡量，这个录取率显然也不低。问题在于，这近千万考生每年并不是冲着这几百所“普通高校”去的，而是都希望上那几十所“985”(至少“211”)重点院校，而它们的招生规模加起来只有几十万。
这和改革初期“十里挑一”的状况差不多。那时候大学少，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现在“大学”数量大大增加，招生规模年年扩大，表面上录取率年年上升，实际上人们瞄准的还是那几所学校。北大、清华等“名校”也许人人想上，但是偏偏要做中国的哈佛、耶鲁，实行“精英教育”，每年只招三四千名学生，对于除了北京之外的大多数地区来说是万里挑一。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不可避免了。中国高考压力之所以那么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大学本身就是一条“独木桥”。改革那么多年，教育“市场”仍然没有开放，以至中国大学提供的优质高等教育严重供不应求。
假想全国这几百所高校都是北大、清华，想上哪一所任你挑，高考还会有那么大压力吗？西欧一些国家就是这么录取，一般都会满足申请人的志愿；法国人未必都想上巴黎大学13所分校中的一所，但凡是想上的基本上都能被录取。可怜偌大中国，却只有一所清华、一所北大；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豪华，但真正像样的“大学”并没有几所。即便进了“一本”，许多学生觉得是在混日子，荒废了四年光阴；进个“二本”、“三本”或民办院校，更不必说。难怪有条件的家庭都纷纷把孩子送出国，因为国外大学虽然贵，但确实能学到东西，还能“镀金”，物有所值。中国本科教育水平的整体低下把一小部分考生挤出国，让绝大多数出国无门的考生为获得极其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激烈竞争。
有人会说，美国不也只有一所哈佛一所耶鲁吗？对，也不对。美国确实只有一所哈佛、耶鲁，但是却有一大批至少本科教育可以和哈佛、耶鲁一比高低的大学。其实即使在科研水平上，许多大学也各领风骚，至少和“世界一流”没那么大差距；哈佛、耶鲁或许可以包揽多数美国总统，却包揽不了诺贝尔奖，多数获奖者均非出自“两校”。在这种高等教育格局下，美国考生的选择范围很广阔，即使符合条件也未必选择去哈佛。多数国人可能至今也没听说过宋氏三姐妹就读的威斯利安女子学院，因为它在所有的“大学排行榜”上都排不上号，但是它的本科教育质量和声誉却绝非在哈佛之下；否则，以宋氏家族的实力，送她们去哈佛又有何难呢？美国的高考压力之所以小，正是因为它的东西南北都有大批的威斯利安女子学院们、麻省理工学院们、加州理工学院们、加州大学们、密歇根大学们可供美国考生选择。
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所威斯利安女子学院？这个问题无需多说，看看南科大仍然面临的尴尬就知道。市场化是30年改革的主旋律，但在教育领域只体现于“产业化”和乱收费而已，大学的市场准入仍然受制于严格的行政控制。即便大学被批准成立了，它也不可能指望得到和清华、北大同等的待遇。别的不说，招生环节首先把它卡死。按照目前的分批录取方式，这些“野鸡大学”永远只能在“一本”大学挑肥拣瘦后吃点“剩食”。这些大学不可能录取好学生，便不能吸引最好的老师；不能吸引好老师，便更不可能吸引好学生……民办大学由此被定格在“三流”以下，带有官方权威的“大学排行榜”上永远看不到它们的名字。
这些“排行榜”又是怎么出来的？中国当今有哪一所大学会因为本科教学优异而名列前茅？目前每一所有点希望的大学都在“赶超一流”，所用的评价指标当然就只有论文数、SCI等“硬指标”。所有的大学都在打造“研究型大学”，所有能挤出点墨水的教师都把自己打造成“研究型教授”，否则职称这一关就过不去。除了催生大量文字垃圾，这种高度单一化的大学评价体制完全扼杀了中国的威斯利安女子学院。其实即便对于直属中央部门的“研究型大学”，国家投入的力度也是极不均等的；北大、清华所获得的投资远超过其他“985”院校，一般院校自生自灭。如此政策倾斜或许有助于打造个别“一流”，却抑制了中国大学的自由与平等竞争，并迫使广大考生在人为打造的高等教育阶梯上竞逐那寥寥几所“尖子”大学。
这种行政化的办学模式延续过去计划经济老路，从一开始就扼杀了优质高等教育的产出。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计划经济就是一种“短缺经济”(匈牙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尔奈语)；油票、粮票、肉票、布票本来是为了应对国家供给的短缺而施行的，但是它们的施行却使国民经济陷于永久的短缺之中。计划办学模式与此如出一辙，或许本来是为了提升国内大学的科研竞争力，其实际效果姑且在此不说，但无论是准入权的人为障碍还是招生权和政府资助的三六九等，无疑都极大抑制了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生成，并使之陷于永久的“短缺”状态之中。就和计划经济下的人们都吃不饱饭一样，计划办学模式造成教育资源短缺，进而产生了困扰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高考压力。
要消除(至少缓解)高考压力并不难。只要破除行政化办学模式，撤销限制私人办学的人为障碍，对所有大学在招生和政策上一视同仁，废除单一化的大学排行和评价机制，让所有大学自由发挥自己的特长，让优秀大学的毕业生安心教书育人，中国的威斯利安迟早会自然出现。中国人不笨，也许创新能力欠缺一点，但好好读书和教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而这对于本科教育就足够了；创造相对论需要爱因斯坦，但是能教相对论的却大有人在。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建成哈佛，但是只要打破计划办学，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拥有一批自己的威斯利安。
位智利女诗人说：“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孩子不能等。”高校改革势在必行，而怎么改，当然要立足于社会现实和人们对公平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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