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城市内涝之水和口水一样横飞，成为城市新的痛点。理性的分析当然大量产生，但也难掩愤怒，这是因为公众越来越相信，频繁的内涝，固然是羸弱的地下排水管线“作祟”，但地下排水管线的羸弱，显然来自于“地下意识”的羸弱。
据媒体披露，2008年—2010年间，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
暴雨不会是只针对中国城市，但发达国家城市的雨中无涝，却是鲜明的对比。即以最形象化的电影资料而言，在欧美电影中，城市地下道经常成为追捕、追逐之所，那种宽可走马的空间，哪里是中国城市逼仄、混乱而且一旦有人失足即成为“地狱”的地下空间所能比的呢?
但中国城市的管理者尽量回避这种一目了然的比较。和城市内涝比翼双飞的是“几年一遇暴雨”的种种推算，特别是包括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这也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解释内涝原因时不舍得扔掉的稻草，潜台词在于：很多时候，内涝无法阻止。
这当然不能轻易服众。因为，就连很多城市的相关部门也承认，中国城市内涝防治体系的混乱，本身就需要加以检讨。无疑，软弱之盾，何以挡矛?
中国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肠梗阻”，显然另有主要原因。这个主要原因，人民日报给说出来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不少城市‘重地表、轻地下’的做法，折射出城市管理者急功近利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
急功近利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这才是说到了核心问题上。今年多个城市发生内涝，一些新开发地区成为“看海”热点，让“设施老化致内涝”说受到拷问。地下排水管线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扩容，这是致命问题。
应当看到，那种中国缺乏相关先进技术的腔调当休，中国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并非天生落后。据考证，中国人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可以追溯到华夏民族形成初期。在陕西、四川等地区，学者经考古均发掘出了历代城市的隧洞和供排水管线。中国古代的生产曾致力于地下空间的开发，尤其是在施工技术方面，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广州曾是治水的世界样本，从建国后至上个世纪90年代，广州市的排水系统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能够做到最好却没有做到，无关技术，关乎发展理念。
有媒体引述专家的话称，“由于一些地方衡量城市发展、考核干部的标杆更多的是经济增速，似乎只有高楼林立、街道宽阔、广场气派、商业繁荣才是政绩，所以当面对花费多，却看不见、用得少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时，真正下力气做的便少之又少。”这一批评击中了问题的核心，正所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这里透着一种价值观的选择：越是看不见的地方，越是充满着未知的风险，越是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也越是该在此加倍用力，这才是对城市对民众的利益负责的态度。反之，忽略下水道的重要性，只重视面子工程，只重视在地表大加粉饰，以向上级领导显示政绩，则是一种投机取巧，甚至就剩下“投机”。
在这种状况下，至少会出现以下四种不利局面。
一是，缺乏科学发展的超前意识，不注重科学规划，任意作为。广东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副所长李志曾表示，中国城市中绿化带大多高于道路，而绿化带是缓解排水系统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两侧的绿地低于路面，而我们却本末倒置地把绿地抬高。”
二是，重视不足，投入无力。长期以来，很多城市对于地下管线，只有间歇性投入。有报道称，目前业界广泛推荐国外大城市普遍采用的地下城市管道综合廊道，也就是设计师俗称的“共同沟”，虽在国内主要城市有所尝试，但由于投入巨大的原因而远未普及。然而，这样的钱再“贵”也得花，因为一劳永逸。
三是，换个领导换个思路，虽对下水道也加以建设和管理，但是“头痛医头”，只注重短期效果，缺乏巴黎那种几百年来都注重延续前人先进经验和有效设施的作风，结果使下水道“乱码”。广州自上世纪90年代后，采用重力自排的地下排水方式，弊端明显。去年，遭到重大内涝，教训深刻。
四是，由于地下排水工程非面子工程，多数城市疏于监管(6月19日中国广播网)。其结果只能使地下排水系统埋下险情。
急功近利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是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羸弱的元凶，必须加以清算和问责。如此，我们对于此起彼伏的城市内涝的反思，才能深入，才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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