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之夏起始的政府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势将延展为一场“漫长的战役”。原来向社会承诺的公开时间表——今年6月，实际上只是这场战役“打响”的时间，而远非“总攻”的时间。
这么说，并非因为依照温总理要求，按时公开了“三公”经费的部门仅有科技部一家。在中央和社会舆论的一再催逼下，拖拖拉拉两个多月之后，才有“清汤寡水”的中国工程院一户跟上;又一个多月后，才差不多所有部门、单位陆续摊开自己的账本。——晚仨月俩月时间公布，实质上没什么大不了，大家几十年什么都不知道也过来了，不争朝夕。那些躲在周末、躲在官方网站的边角，甚至内页的不情不愿的小伎俩，也统统不算什么。毕竟公开了，而且以后，次次都得公开。
预期这场战役将会漫长无比，不是因为这次公开得拖拉，而在于：它发起很容易，最终获胜很难;既然发起了就不能输，不获胜就不能收兵;于是，发起者就要不断投入有形与无形的资源，不断宣示决胜意志，不断拉长战线……然后，胜负仍然在未定之天。
“三公”——中央部门工作人员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其实有更严格些的定义，加了“用财政拨款开支的”这样一个限制词。于是，在自家单位所属宾馆、招待所请客，肯定就不算“公务招待”了，它可以在承包上缴利润中扣抵，不必动用财政经费。
“公务招待费”，前世叫做“公款吃喝”，可称得上源远流长。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据说就专门数过，建国以后到当时，中央关于治理“公款吃喝”的红头文件就已经发过40几个!
谁都不会认为当今公款吃喝问题比以前轻。但在“三公”之中，所谓“公务招待费”所占比重已是小头之小头!在6月底人大常委会批准的2010年财政决算中，“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公务招待费”才15.28亿元，比另两个“公”差远啦。
即使如此，可怜巴巴的“穷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宣布去年的“公务招待费”仅5.84万元，仍然遭遇网民的一片斥骂——你一年才吃了这么几头牛，好坏一正部级单位，糊弄谁呀?
中共建政62年来，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华人文创始5000年来，想管住官吏嘴巴的，从无成功先例。先秦时期领导干部闹待遇，就叫唤“食无鱼啊出无车”，不给鱼给车就歇工。毛主席那时候的点子是，每隔个几年搞一场运动，让群众把干部普遍揭批一个轮回，嘴馋的“四不清”官员肯定要吃些苦头。但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脸色看上去比较好、不怀孕肚皮也有些凸起的，仍首数“当权派”。文革中，沂蒙山区老家批斗老县委书记，其真正激起了“民愤”的罪状是：在县委招待所请客，竟然一顿饭吃了100多元!——那时的100多元，约相当于现在10000多元不止吧?
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反“公款吃喝”，采取的措施是“数盘子”——每餐标准限定“四菜一汤”。结果，盘子越来越大，逐渐大到“无底”。山东潍坊有一道名吃叫“朝天锅”，锅有汽油桶那么大，多少菜都在这一只锅里煮，菜品无穷无尽，却只算是“一菜一汤”。吃死你，还能赚个廉政模范啊!
这多少年治不好、死不了的“富贵病”，如今能治好么?人家都说，真正治“公款吃喝”比较有效的，还是干部体检时医生们发出的“三高”恐吓：大鱼大肉是找死，绿色蔬菜最可爱，以及科学养生知识的普及。
老话说：“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车费比饭费狠多了。另外，到今年，中国已加入WTO整10年。大小官员赴世界各地考察，基本上等同于在“村”(地球村)里逛逛，“因公出境”的人次大增。在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面前留下“大声喧哗”、“随地吐痰”、“钱多人傻”不良印象的同时，“因公出国(境)经费”也就逐渐由一小“公”变成了大“公”。
我记忆中，中央治理有关“三公”的痼疾，最有效的一次，是1998年尉健行当中纪委书记时搞的“一刀切”——公车必须一律国产，并且限制排量和总价!当时，省部级以上官员——以下的也有不少——座驾都已经到了奔驰、宝马级，“凯迪拉克”、“林肯”、“凌志”、“公爵王”等等豪华车品牌，其“美誉度”都是八九十年代作为官员座驾标志而普及起来的。有些发达地区乡镇长也坐奔驰，那不叫摆谱儿，显摆的是政绩!中纪委一声令下，“奔驰”们纷纷入库，配置顶天的“国产”品牌车也无非“奥迪”，次一等的当时只有“桑塔纳”。各级官员们一片哄骂——“崭新的奔驰车锁起来，另花三四十万买奥迪，制造新的浪费”……纪委硬挺住了，至今中国上下“官车”仍然奥迪当家，实践证明节省了巨量的钱。
当时政策的缺点是，没想到车价后来会变得如此之低。限价十多年没变过，当年买一辆桑塔纳的钱，如今已经够买一辆奥迪。新华社跑汽车行业的某青年记者，多年来一再通过“内参”提意见，呼吁公车购置费用标准要随市场价格浮动，直到今年，相关政策才做出一些调整——这种官员们悄悄占便宜的事儿，他非要挑明了吆喝，你说烦人不?
再后来，有人想把它“深化”一下，收公车，发车补。试点了若干地方，车补发了不少，但公车仍在与时俱进地更新。自古以来，官老爷出门就得坐轿，并不是怕亲自走路累着。即便对车补很满意且很不在意“官威”的人，也得顾及同僚的感受——别人都坐就你不坐，显你腿脚好还是你觉悟高啊?所以电视剧里我们看到，刘罗锅怕轿夫累着时，就装模作样在透底儿的轿子里站着走，还是不敢自己步行。
现在好赖已经有90多个部门、单位把“三公”公开了，但公开的质量不高，主要是细化不够。“宜粗不宜细”，“大数好通过”，你懂的。
而在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晒“三公”之后，地方政府如何跟进?各省总得让驻外办事处的同志们先探探左邻右舍的动静，没人争这个先进，只要别太“后进”就行。磨磨蹭蹭省一级搞完，市一级再继续龟步。等“公开”到县一级的时候，我敢说，糊弄事儿的全套手段，就都已经在摸索、交流中完善、成熟了——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问题上，官僚们的智慧绝对是无穷的。
所谓知易行难。中国要改革，大家都同意。应该怎么改，大家都清楚。但哪样改能改成，不会从既得利益集团坚硬的南墙上撞回来，那就难说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正平曾指出，要治理官员腐败还不容易吗?只要加强大额现金管理一条措施就足够了。他说得很对，但为什么没人愿意搭茬儿呢?一个优秀的反贪局长，天天加班加点，得罪的官员也仍是有数的;而一个真正优秀的预防腐败局长，袖手坐在家里，也会把满天下的官员全得罪!加强现金管理和“三公”公开一样，之所以难以推行，正因为它们都是釜底抽薪的招数。你就算是灶王爷，想釜底抽薪，也要先征得锅们同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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