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的难题，不断被大陆媒体提及。目前的消息是：破解异地高考难题尚无时间表。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今年“两会”期间曾表态，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但事过多月，仍不见新进展。今年6月份，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在回应信访家长时曾表示，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事情复杂，矛盾近几年逐渐显现，但牵扯到户籍管理等各方面的事，教育部一个部门难以解决，教育部门会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有关内容逐渐落实。教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袁振国表态，“异地学生的高考，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中央要有指导性意见，地方再出具体办法，不会‘一刀切’。”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那么，开放异地高考就是第二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要不要有一个只争朝夕的时间表，不妨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启示。
自中国有现代大学以来，一直实行考试择优录取，但文革中废除了高考，改为推荐。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8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来自武汉大学的教师查全性8月6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
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
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
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
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一项兴利除弊的改革决策，就是这样快刀斩乱麻般地确定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否决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时间表，确定了新的时间表。其实，当年恢复高考不是没有困难，连印考卷的纸张都有缺口，临时把印“毛选”的纸张调来弥补的。邓小平果断决策，大大提升了他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一年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从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此举也是一个颇具分量的政治法码。
1977年恢复高考，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还是由各省统一，当时并不明确。因为仓促举行，当年只好各省分别命题。到了1978年就改为全国统一命题。但在1978年的招生会议上，陕西省教委一个女干部提出，如果全国统一招生，西北教育落后地区学生考大学很吃亏，要求按省录取。会议接受了她的意见，从此，确定了分省录取的体制格局。这就给第二次高考改革留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不在户籍所在地工作生活的中国人超过两亿。现行的按户籍所在地高考的制度弊端越来越突出。特别是那些进城打工的家庭，不得不让子女回到家中无人的原籍升高中，考大学，不但多花了冤枉钱，还伤害了亲情。连年两会，开放异地高考都是民间呼声最强烈的议题之一。所谓异地高考，实际上是本地高考，也就是让考生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参加高考。这个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并不难解决。迟早要改，迟改不如早改。当然，破解这一难题，的确不是教育部一家的事。如果地位相当于邓小平的决策者，将此事提升到执政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的高度来对待，时间表不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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