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汪洋先生，他还是安徽省副省长。与我单独会面时，身着休闲装，四十几岁的人，举止谈吐却像青年，颇有活力。十几年过去，从电视上看到，汪的两鬓已经有些灰白。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前夕，他在一次读书会上的讲话，却让我看到了那位思路敏锐不减当年的汪洋。
汪说(大意)，对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学习和重温党的历史，不但要总结党的成就和经验，更要善于吸取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产生失误的深刻教训;不但要弘扬优良传统，更要警惕某些优良传统的正在削弱的倾向;不但要看到长期执政形成的良好基础，更要积极应对长期执政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一句话，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有利于长期执政。
看到这位身处南国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此番见解时，我当时颇有异样的感觉。在举国一片赞颂声中，他的话是否有些不合潮流?然而，几天后，当我从电视直播中，听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七一”讲活后，疑虑顿消。
胡锦涛的讲话中，所透露出的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世情、国情、民情与党情的判断，来得更为清醒，说得也更为尖锐。对中国执政党所面临的考验、困难、危险以及所承担的历史性使命的认知程度和忧患意识，让大陆公众和国内外媒体都有点出乎意料。
四个“没有变”最直接的意向，是针对国内近年来出现的质疑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怀疑论”。也是在回答、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种种疑虑、疑惧和猜测，同时给那种动辄以大国富国强国而自居的不良情绪，上的一剂清醒剂。
笔者以为，“七一”讲话中最令人耳目一新，同时又包含着丰富信息和深刻内涵的，是他谈到的几个“变”和“不变”。
先看看“不变”。讲话中，非常明确地表示，尽管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有四个“没有变”：一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简言之即国情没变;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三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很好理解，即中国还不是富国。胡锦涛还说了第四个没有变，那就是他在谈到国际问题和执政党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所必须遵循的理念，即“环顾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
这四个“没有变”透露出怎样的执政理念和内涵?它要告诉国内外舆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从这四个“没有变”中，又可以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做出怎样的判断与预言?
笔者以为，这四个“没有变”首先反映的是中共对自己的历史承继关系的清晰认识和坚决态度。这种承继关系和接力意识，实际上是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实际存在了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共抱定决心要在下一个十年，也就是在它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要为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时，就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图强”之梦。“百年图强”的宏大目标，是自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起步，估计要经过五代人之接力方可完成。
此外，这四个“没有变”还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它最直接的意向，还是针对国内近年来出现的“怀疑论”。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和迄今未结束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在这十几年中，中国的社会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旧有的矛盾与新生的矛盾相互交错叠加，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形成的两极分化现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加上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社会诚信道德水平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的突显，在社会舆论上出现了怀疑改革开放、怀疑市场经济的某种思潮。有的人主张要改变“七八年思维(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大政方针)”，有的还提出要重新看待文化大革命，甚至还有人说出了“走资派不但还在走，而且是在跑”的呓语昏话。对于这种潜在的却有一定市场的思潮，如果不能加以澄清和遏制，势必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一定领域中，对现有的改革成果形成逆向的“纠偏”和阻遏。而要对这种偏激片面的思潮给以澄清和遏制，当然不能重复以往的封杀手段。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使8000多万党员特别是担负着领导职务的成员明白：30多年前，导致中共改弦更张、彻底否定“文革”，坚决实现工作中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情、基本世情、基本民情并没有变。由此也就会使全体执政党的成员明白：基于这些国情、世情、民情而奉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绝不能改变!改革开放是国家的“中兴”之本，也是执政党的立身合法之本。离开了改革开放，人民无幸福可言、执政党无根基可言，中国也无光明可言。放弃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如果我们悉心品味“七一”讲话中的这四个“没有变”，特别是“国际地位”没有变与“时代潮流”没有变，还会明白，这是在回答、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种种疑虑、疑惧和猜测。同时也是给国内那种动辄以大国富国强国而自居的不良情绪，上的一剂清醒剂。
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己经是当今世界舆论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不仅CNN、BBC、法广等这些传统的媒体“巨无霸”，每天必有大量关于中国的消息和评论，就连一些太平洋岛国的私家小报小刊小网，也常把道听途说的中国奇闻轶事作为自已的重头戏。在所有这些出于不同感情、心理、目的和视角的关注中，总有两种舆论导向在不时地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两种主要舆论一为“唱衰”，二为“追捧”。唱衰者举的大旗是中国威胁论。追捧者举的旗帜是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中国国内普通公众，对国际追捧者施放的各种迷魂汤式的赞颂，往往感到十分受用。这也导致了某些人在对外交往中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某种自大与傲慢，甚至表现出某种狭隘民族主义的端倪。“七一讲话”从时代潮流和中国国际地位两个角度和管道，施放出的执政党对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就是要向国内外舆论说明，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只能也必然是和平和谐之路，绝不会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而动;另一方面，中国在履行国际义务和担当大国责任的实力空间目前还十分有限，不会去充当世界和地区警察的角色，更不会昏头昏脑地去与某个大国形成实际上的结盟，去搞所谓的“共管世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谐世界，是中国处理与各国关系的基本支撑，这个支撑就来源上述的“不变”。$nextpage$
事实上，这些年来胡主席和温总理在会见外国各届人士和出国访问期间，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并且常常用相应的事实与数据，特别是人均数字来加以印证。笔者以为，这是一种清醒。而清醒是治国理政的第一前提，它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国情评估，而非虚以委蛇的搪塞;是不为外人追捧所迷惑、眼睛永远盯住自身不足的谨慎，而非因一时一事的成就而骄恣狂慢的浅薄;是在不足与差距中寻找更大发展契机和“新生长点”的智慧，而非讳疾忌医只图虚荣的自欺。
真正可以构成危险、危机、危难的，还是一个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党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考验也是通过自己的弱点而形成威胁的。而恰恰是在这个内在因素上，执政达62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出现了巨大的负面的变化、变量与变数。
“不变”透露出上述信息，那么“七一”讲话中又强调了哪些“变”的内容呢?而这些已经改变、正在改变和可能改变的情况，又会对今天与未来的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呢?
笔者以为，讲话中最令人关注的所谓的“变化”，就是胡锦涛谈到的执政党所面临的“四个考验”与“四个危险”。虽然当下国内舆论普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也形成了议论的焦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多数评论并没有认真探寻和触及胡锦涛所言考验与危险后面更为深刻的背景。
依笔者之管见，“七一”讲话中所提到的四大考验(即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和四个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说到底，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目前所面临的必须应对的外部与内部的两类矛盾和难题。换句话说就是，四大考验属于外部的、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矛盾。无论是执政、改革开放，还是市场经济以及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后，所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新冲突、新现象，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对于这些客观存在，也有一个能否尽快清晰认知、及时破解、反复博弈的过程，但它们毕竟不是无解的奥秘，更不是深藏玄机的无字天书。不但发达国家走过的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悉数借鉴，而且转型国家的某些成功的范例，也可加以参考和选择。鲁迅先生早年崇尚的“拿来主义”至今仍然不失为一条通达的学习思路。由此可见，诸多考验的存在并不就等同于危机，尤如考试对于考生并非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一样。
真正可以构成危险危机危难的，还是一个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党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在的因素。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考验也是通过自己的弱点而形成威胁的。而恰恰是在这个内在因素上，执政达62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出现了巨大的负面的变化、变量与变数。
对这些负面变化变量与变数的精辟概括，就是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提到的四个危险，也是今天最令执政党的高层忧之患之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执政党在面临着空前的历史重任面前、在面临着巨大的历史考验面前，其成员却出现了或精神懈怠或萎靡不振或居功自傲或不思进取的现象，那将会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状况?这就如同一支军队在临近决战时，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却突然斗志皆无一般，这样的军队哪还有胜利可言?同样，在新老社会矛盾和冲突己经在中国进入突显期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都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的今天，作为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执政党内，却出现严重的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现象，中国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而更令人揪心的是，当所有的事业，包括军事、外交、政法、经济、科研、教育、财税、金融、文化、卫生等都亟需大量人才，特别是当中国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行，无论从能力还是从专业人才方面，己经到了捉襟见肘的时候，执政党却出现了胡锦涛所言的“能力不足的危险”，怎么能不叫人扼腕、不令人担忧呢?!一个有着8000多万党员(其总数约为两个澳大利亚总人口)，一个领导了13亿人迅速跨越贫困线并初步达到小康水平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如今却面临着“能力不足的危险”，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严重的注意和深刻的反思吗?
世间万物最可宝贵的就是人，而所谓人才的宝贵之处则是其自身的知识、素养、品德、经验、意志与智慧的最佳组合，因此，“七一讲话”称“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绝非戏言，更不是虚言，而是面对执政党“能力不足危险”的清醒判断与决断。胡锦涛认为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复兴，取决于能不能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取决于人才能不能脱颖而出、施展才华。笔者管见，此番关于人才的论述，是近年来中共高层在此问题上剖析得最为透彻也最为尖锐的一次。同时，把能力不足列为党所面临的危险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无疑是对党的组织工作、教育工作和人才选拔制度的一次间接性的警示与批评。
那么，如何遏制执政党的上述这些负面的变化呢?如何消除那些构成执政党内部的消极因素呢?如何防止中共90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出现滑坡与削弱的倾向呢?胡锦涛在七一讲话“面向未来”一节中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所有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必须“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总之，通过对“七一讲话”中有关“变”与“不变”内容的简略分折，公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篇讲话并不是简单的应时之作，而是中共对国内外形势和党内外矛盾缜密思考的结果。可以说，这篇讲话既是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也是坚持改革的庄重宣言。以改革求发展，以改革固根基，以改革应万变，以改革创未来。笔者在这里读到了中国执政党施政的核心内容、也看了中国必将得以持续进步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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