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关于民主政治的议论也越来越多。可是，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特别是美国式的民主。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土壤，没有民主政治的文化基因。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做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平等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在西方国家，因为基督教的传统，人和人是平等的，至少生来是平等的。只有上帝超乎常人，所以，把上帝伺候好了，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的人，本质上就都一样了。多数人说了算的民主，也就有了文化和社会的基础。
中国就不同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金字塔式的结构，从塔顶的皇帝，到塔底的芸芸众生，从来就没有平等过。不信你数数，从秦始皇，到刘邦，到朱元璋，到毛泽东，什么时候和你平等过?
进一步说，中国的金字塔还不止一个，整个社会是个大的金字塔，其中，还套着很多中的，小的，甚至微型的金字塔。社会这个大金字塔，比较好理解，从皇帝“陛下”到普通百姓，不仅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一生也都是不一样的。中的，小的金字塔就数不胜数了。其中，最为明显也最起作用的，就是家族这个金字塔了。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宗族社会，社会的管理是靠一个个的家族来进行的。族长集社会规范、法律条文、道德价值于一身，代表上至皇帝下至县太爷管理族内的每一个人。就连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组织，如帮会，道会门，土匪，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团、协会、联合会等，一个个也都是金字塔式的，因为年龄，因为资历，因为各种其他因素，成员之间也是不平等的。
具体地说，每个中国人都位于金字塔的某一层，这些复杂而微妙的、上下左右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和“民主”两个字格格不入的。而孔子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这个金字塔的结构是不能，也不应该改变的。
在外交上也是如此。查查历史，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地对待过周边的国家。无论是北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突厥吐蕃，南部的南诏，还是东面的高丽和倭寇，历来都是征服与被征服，宗主与进贡的关系。输了就俯首称臣，赢了就让他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所以说，中国人的文化血液里就没有平等的概念，没有盟友的概念，没有结盟和团队精神，没有现代西方人说的peer group。了解这些，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在乒乓球、羽毛球这些“个体户”行业还行，在踢足球打篮球这些团队运动就不行了。
第二，中国人不讲游戏规则。他们不是没有，只是不遵守游戏规则，而且，他们还会随时更改这些规则。这和民主的程序是相悖的。所谓“民主”，是说大家在打架之前，先订好比武规则，君子协定，然后共同遵守。需要修改时，要暂且休战，要双方认可，才可以修改规则。
在中国，如果你按照游戏规则，那是不可能赢的。楚汉之争中，项羽因为遵守游戏规则，而被刘邦打败。公元前205年，楚汉两国协议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互不侵犯。但是，当项羽遵守诺言退兵，并放回被扣为人质的刘邦的父母妻子之后，刘邦却背信偷袭。项羽退到垓下，在“四面楚歌”中告别虞姬，自刎江边。
国共之争时，也是如此。西安事变后，国共组成第二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的掩护之下，国共两党各有打算。毛泽东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提出，共产党应该“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抗日胜利后，重庆谈判时，中共贯彻的也是毛泽东“边谈边打，以谈促打”的方针。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可言的。
第三，中国人没有妥协的概念，而妥协是民主政治的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一直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虽普选票超过奥巴马，但因民主党特殊的计票制度而落败，后来，不仅祝贺奥巴马当选，而且就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奥巴马的助手。曾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在2010年6月一次小小的党内政变中被推翻，被副总理吉拉德取而代之，陆克文转而任外交部长，继续留任内阁。
这两件事情，在中国的官场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人讲究“有仇不报非君子”，讲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仅是官场，翻看一下中国历代流行的武侠小说，莫不强调这一点。
第四，中国历来是以“贤者”管理社会。贤人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一定是代表社会中多数人的意见。这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相矛盾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传统政治重视“质”，民主政治则重视“量”。
春秋时的《左传》中有“贤均从众”之说。汉代时各地均有察举孝子廉吏的制度，这也是当时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汉代的选举制，到了唐代，演变为考试制，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
无论是举孝廉，还是九品中正制，还是科举制，都是要选拔贤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这和西方的民主也是很不相同的。我们是以“质”胜出，西方的民主是以“量”取胜，谁得的选票多，谁就进入仕途，上台执政。
李光耀说，一个人的文化基因就像这个人的DNA，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很难改变。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缺乏民主基因，特别是西方式的民主的基因。
“我们安徽”的唐德刚先生，是通古贯今的历史大家。唐大师认为，中国自1842年开始，要经过二百年左右的“历史三峡”。要到二十一世纪的中期，中国才能走出这个“历史三峡”，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实行民主政体。
可以肯定的是，再过三五十年，等中国这条大船驶出唐大师所说的“历史三峡”的时候，无论远观，还是近视，它肯定更像故宫，像四合院，既不可能像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不可能像白宫。
换句话说，中国即使实行民主政治，也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民主政制，不可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
为什么呢?“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本文由选举治理网特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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