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阿玛蒂亚•森从国外旅行回到英国。机场的移民局官员极其细致地检查了他的印度护照，一边注视入境单上家庭住址栏下的“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一边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三一学院院长是不是你的一个亲密朋友?
一个人是不是他自己的亲密朋友，这个深奥的哲学问题让这位起草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万般纠结，以致于他要思考片刻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正是这片刻的犹豫，加深了移民局官员的怀疑，移民局官员想知道他犹豫的原因，并想了解他是否合法地居住在英国。
当然，这件事最终不难解决。
正是这小小的插曲，提醒阿玛蒂亚•森注意到了“身份”以及其晦暗性与复杂性。日常生活中，人们把自己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的成员。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是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主张同性恋者有权自行其是的异性恋者，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足球迷、喜欢流行音乐的钢琴演奏家;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与这些生物交流……
但是，在一种“单一主义”认识下，人类身份被分类为宗教或者文化群体，比如近来影响广泛的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就将全球的政治对立视为世界宗教与文化对立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单一身份认同，忽略了人类的其他身份，也忽略了人类的选择与推理责任。
对命运的幻象，尤其是宣扬这样或那样单一身份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孕育了这个世界的暴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冲突与暴力都受这种单一身份的幻象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们根据宗教或者文化、文明来划分世界，而忽略人们看待自身的其他方式——诸如性别、职业、语言、文学、科学、音乐、道德或社会立场等，并且否定了合理选择的现实可能性。一旦根据这种观点来界定不同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就被严重地压缩并置于“小盒”之中。
这种粗线条并且简略的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单一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比如阿玛蒂亚•森的祖国印度，就曾经多次因为这种单一身份认同而互相杀戮。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族人……单一性对抗的幻象造成了对人的彻底抽象，吞噬了被卷入的对抗者的思考自由，把具有多种维度的人变成了一种单向性的残暴动物。
——于是，阿玛蒂亚•森写作了《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二
也许是预言，也许还是命运。2011的世界，地震，海啸，核泄露，恐怖主义，战争……一如既往地印证着加尔布雷思的预言：“在这个事事不确定的时代，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事实。”
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一向繁荣、平和、宽容的挪威，在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及市郊工党青年夏令营，竟然发生一场血腥杀戮，一共导致92人死亡。挪威震惊了，欧洲震惊了，世界也在震惊。
在没找到凶手时，第一时间，人们按照惯性思维，想到了“基地”组织，想到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可事实真相是，凶手是布雷维克，一个32岁的金发碧眼的挪威人，他单枪匹马制造了两起惨案。但人们还不死心，试图找出他的同伙，找出幕后的元凶。因为人们不愿相信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背后没有宗教或者文化身份的支撑。也许以后会有真相，也许真相永远隐藏，还有一种也许：也许简单的事实就是真正的真相，只不过，人们不愿相信它，原因就在于它太简单，太赤裸，太具有颠覆性，太一反先前预设的认知和判断。
然后，欧洲人又开始反思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思政治右翼，反思移民政策等，最后，还是把矛头对准了穆斯林——公共媒体甚至委婉提醒，正是穆斯林塑造了今天的布雷维克，这理由很像从镜中观照自己。
但是，还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布雷维克在网站上写道：“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而是这些激进分子的帮手——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到左翼青年组织和反种族主义团体时，他写道：“我们无法接受工党资助这些有组织地恐吓政治保守派的暴力的‘斯托尔滕贝格青年团’。”
布雷维克提到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比如斯托尔滕贝格青年团及挪威工党的一些主张，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其所展现的包容性不过是让不同风格和传统并存，而不是融合与交流，更准确而言应是“多元单一文化主义”。“多元单一文化主义”虽然相比“单一主义”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仍然没有抽离单一的特征，没有进入多元的开阔世界，为后来的惨案埋下了隐患。
——这是阿玛蒂亚•森的洞见，发表于惨案发生之前。
三
落脚点就两个字：身份。
联想到“身份”，还得从7月28日召开的珠海市委六届十次全会上提出的“全员人口管理体系”概念说起。该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强在解释这个概念时称，“用身份证号码作为唯一代码必将成为我们社会人口管理的方向”，同时，他也肯定这是为取消户籍制度探路的方向。
终于到了正题：公民的身份由身份证来确定。身份证上有不同的代码，可每张身份证的背后，是一个人在社会分序中的不同地位指向及兴趣偏好，比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富豪、官员、足球迷、街舞者、玉米、梁粉等。他可能在城里生活，下过乡，回城，考大学，写小说兼写时评，参加射击俱乐部，也可能生在农村，高考失利，打工，被老板欠薪，跳槽，是技术高手……这些都是“人”的信息，既有所有人的共性，也有个体的特性。
可无奈的现实中，“人”的身份经常被简略地分类。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经济活动相对活跃，涌入大量新移民，有的求学，有的工作，这就催生了本地人与外来人、本地户籍人与外地户籍人的单一身份，由此导致两个单一身份之间出现裂痕和对抗。比如6月11日发生的增城新塘大敦村聚众滋事，还有此前的潮州之乱，尽管背后有复杂的原因，但就表现形式上来，一方是以当地治保队为主的本地人，另一方是四川同乡会这样的农民工民间组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两个单一身份的群体发生的对抗。
尽管广东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所谓的文明与文化特质的冲突，可对一个移民大省来说，阿玛蒂亚•森对单一身份危害的揭示同样不失启示意义。此前，广东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也意识到了这种单一身份的致命缺陷，试图在名称上加以改变，比如广州市就提出了“新广州人”，深圳此前提出“来深建设者”，以此取代农民工、外来工的称呼，都是在试图消解后者的单一身份的表征及幻象。
仅凭称呼的改变还无法带来实质的突破，正如以前“臭老九”这种单一身份是对一个群体的整体蔑视一样，要改变其身份背后的命运必须回归其权利。潮州之乱及新塘事件后，广东出台了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与之配套的是五大举措，比如发挥商会同乡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大外来工积分入户力度，吸收优秀外来工进入公务员队伍，吸收外来工参与各基层单位管理，甚至党委人大政协吸收有威信外来工进入。这些举措打通了上升的台阶，激活了阶层的流动性，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处境，部分地回归其公民待遇。
珠海提出“全员人口管理体系”，除包涵省里的五大举措外，还特别强调要实施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外来人口，并统筹兼顾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各项利益，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政策和随迁子女入学政策，逐步将外来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促进全员人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等。按珠海方面的解释，“更多的是强调管理和服务相结合，特别是通过服务的方式来达到对人口管理的目的。”——权利平等，才有公民身份平等，才能回归到公民身份证上的公民身份本义;纸上的权利兑现为现实的权益，以身份证号码作为唯一代码来实施社会人口管理才有支撑点和可行性。
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尽管这些举措所作的改良或者改进有利于消解本地与外地、户籍与非户籍的单一身份指向，但总体而言还是基于对这两种单一身份的现实性认同。某种程序上更符合阿玛蒂亚•森所命名的“多元单一主义”，有身份的多元性，但它本质上还是单一性。而真正的改变，真正的多元，是彻底打破户籍藩篱，还原公民自身的丰富的、个性的、人性的身份，从单一身份的命运幻象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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