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歌咏和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咏唱红色政治内容的歌曲比比皆是，如今俗称红歌。以至现在六、七十岁的人，熟悉的歌曲除了红歌而外，几乎没有别的。到了60年代中期，不但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37首全部谱成歌曲，连毛主席语录也谱成歌曲。毛泽东的言论本来不是为谱曲而发，李劫夫等作曲家居然为之安上旋律之翼，传唱开来，也算音乐史上的奇观。当时，音乐工作者纷纷创作颂歌毛泽东的歌曲，一些红歌就是那个时代诞生的。
然而，到了1969年，红歌突然也噤声了。
原来，中共九大期间，江青审查文艺节目，批评这些歌曲“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歌颂毛主席的，实际上唱的都是民间小调，下流的黄色小调，调子是唱情郎妹子的东西。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借鉴民歌旋律，本是创作歌曲的常规途径，而民歌中的大宗便是情歌。江青一言九鼎，红歌在公开传媒中几乎销声匿迹。广播电视里除了样板戏，只剩下《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少数几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因为作者田汉被打倒，词也不能唱了。这种格局居然维持了两年多。
1971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部长王敬之找到国务院文化组下属音乐组的吕韧敏说：新年来临，能不能增加一点其他音乐节目的播出?老放几个样板戏也不行啊。
吕韧敏问：电台有没有其他音乐节目?
王敬之答：有啊，各省市送来的好节目就不少。
吕韧敏说：只要政治上没问题，你们就放嘛。
王敬之苦笑说：你说得容易!驻电台的军代表根本不懂音乐嘛。没有你们文化组的批文，他们不让播放。
吕韧敏说：你们就准备播放的节目，打个报告交给我，由我来上报文化组。不过要注意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
几天后，王敬之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五首新编革命历史民歌，和一个要求播放的报告交给了吕韧敏。按程序，吕韧敏应当报给分管音乐的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于会泳，但那几天于会泳忙得不见踪影，于是，直接找到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
吴德看了报告，笑着说：韧敏同志，这件事再斟酌一下好不好?上个月江青同志刚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过，民歌尽是情郎妹子，靡靡之音。
吕韧敏据理力争：可是这是革命历史民歌，歌词内容全又重新改了，和原始的民歌根本不是一回事嘛!《东方红》不也是民歌嘛。
吴德说：我看先征求一下老于的意见好不好?他不在就稍缓几天。我没什么意见，但还是慎重一点好。老于同意了，再上报给总理和江青同志审阅。你别着急。
吕韧敏好不容易找到于会泳。于会泳看了报告说：不行，播放这些东西，不就冲了普及样板戏吗?
吕韧敏说：这五首歌一起放充其量只有刻把钟的时间，哪能冲得了样板戏?
于会泳又问：这事老吴的意见呢?
吕韧敏撒了一个谎：他让你先批个意见，老同志尊重你。你不是主管音乐的吗?吴德同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于会泳不吭声了，匆匆地在报告上批了同意。又经江青、周恩来同意，这五首红歌终于在1972年春节前播出。
五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陕西甘肃民歌，质朴豪放，播出后反响强烈。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在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江青以为是于会泳的功劳，也很得意。
吕韧敏趁热打铁，提出由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新创作的革命歌曲，选编一本歌曲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通知发出后，上千首曲谱和录音带从全国各地送到北京，吕韧敏组织乔羽、晓星、李德伦、秋里、洪源五人小组，从中精选出86首，和已经获准传播的革命历史歌曲汇集成书，名为《战地新歌》，经于会泳批示，“印出十本样书，送呈总理、江青和春桥、文元同志看一看，然后正式发行。”
周恩来看到样书很高兴，要接见音乐组负责人，当时于会泳不在，由吕韧敏前往。周恩来让吕韧敏在身旁坐下，一边翻着《战地新歌》，一边热情地称赞：“你们辛苦了!这些歌曲我都看了，很好，都很好!文化组上次搞的五首革命历史民歌，为全国人民干了好事，这次又干了件大好事!”周恩来还建议加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歌，并给词曲作者署上名字。
这本歌曲集虽然是清一色的红歌，但旋律比较多样，诸如《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阿佤人民唱新歌》，都颇具有民族特色，公开发行后，风靡全国，多少弥补了一点中国大陆老百姓匮乏的音乐生活。长达三年之久的无歌可唱的局面，总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40年前的中国，为了几首新歌的流传，竟须如此周折，才能获得执政中枢的恩准，想来真是恍若隔世。政治权力对大众歌咏的控制干预，莫过于此。多亏戴嘉枋先生，在于会泳的传记《走向毁灭》中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末。
如今，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情郎妹子的原生态民歌，重放异彩，倍受公众的青睐。就算是权力要求百姓唱某类歌曲，或者创作某些“主旋律”，也未必能够真正介入公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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