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年度最悲情媒体人的话，郭起或许有资格候选：在昔日同学多番游说之后，最终还是没有抵住撺掇，卖掉了广州的大房子，北上谋了个看起来更为光鲜的职务，成了帝都700多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来了先买车，目睹有人在4S店砸破车窗抢购的疯狂之后，郭起决定再等等，等来的却是买车摇号的噩耗，而且，像他这样以前给广州税收做贡献的人，连摇号的资格都没有。买车不成，那就打车，住房问题解决先。看了几处房子犹豫不决，过了个年，噩耗再次传来：没有5年纳税证明的外地人，不能在北京买房。
而在距离北京火车车程12个小时的边陲小城丹东，本应为淡季的过年期间，房地产交易大厅骤然爆满，房地产契税比往年同期增长2.6倍，辖下的合作区更是增长29倍。伴随着民众的争相过户，是丹东甚嚣尘上的即将限购的传闻。
限不限：无准备，有禁令
北京在2010年4月30日开了这一轮限购的先河——“暂定同一购房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虽然在此之前13天，被称为“国十条”的国务院通知中，“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的表述，为地方政府留出了操作空间。但率先落实的北京市，全部执行了通知中最严厉的上限，成为第一个限购的城市。
到了2010年9月，相关部委再次出台调控措施。此时，“可”已经变成了“要”：“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城市，要在一定时间内限定居民家庭购房套数”。率先领跑、孤独半年的北京开始有了同路人，且从者甚众，上海、广州、深圳等近30个城市，纷纷出台与北京类似限购政策。此时，多数政策未区分户籍与非户籍。
今年1月，第三波楼市调控靴子落地，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新国八条”要求，“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30多个城市先后出台更为严厉的限购措施：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本地户籍家庭，有一套及以上房屋、无房但不能提供1年(北京为5年)以上纳税证明的外地户籍家庭，被禁止购房。
进入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讨论房地产调控问题，提出“坚持房地产调控决心不动摇、方向不改变、力度不放松”基调的同时，再添新目标，要求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一时之间，已经限购的43个城市基础之上，住建部正草拟新一轮限购城市名单的传言，甚嚣尘上。
被限购的不只是住房。
2010年圣诞前夕，北京出台缓解交通拥堵的综合措施，确定2011年度发放24万个小客车指标，未中签者不能购车上牌。非京户籍的个人，如果没有连续缴纳5年以上社保和个税，连参加摇号的资格都没有。到了7月底，正当很多人关注东部沿海大城市是否也会步北京后尘时，偏居西南的贵阳又成为了第二个限购汽车的黑马。
全国各地先后出台的诸多限购，让很多人颇有穿越之感，仿佛一夜回到30多年前那个买肉买布都凭票的年代。有人仿著名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改编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口袋里没钱，而是我要买，政府不让卖”。当然也有人调侃，“这下买不起车有理由了，正摇着号呢”;更多的人则是困惑：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限购之下是否已无消费自由?
可不可：有依据，不合理
其实，对住房购买的限制，中国历史上倒是早已有之。元世祖忽必烈就出台过禁购令，不过和现在很多地方限制外地人不同，忽必烈针对的是官员：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房产。起因是，一批蒙古人跑到江南做官，对老百姓的房子巧取豪夺，甚至一文钱不给，激起了民愤。朱元璋灭了元朝之后，不仅保留了“禁购”，而且推而广之到全国，“凡有司官吏，不得于任处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
当然，古已有之，不能成为限购的理由。彼时乃封建社会，当下中国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虑到“中国特色”含义十分丰富，甚至有时不免有“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之嫌，我们姑且先看看市场经济是否限购。
很多人从市场经济普遍原理出发，一般地反对政府干预，反对行政手段，认为市场经济政府就不该干预，不能采用行政手段和在特殊情况下适当限制消费者权利。代表者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消费者有选择权。限购令是计划经济的做法。
是否一定如此，来看看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远的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近的如金融危机后的凯恩斯主义回潮，这些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例子。如果这些过于遥远和陌生，可以再来看和中国关系密切的例子：美国、欧盟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欧美企业能卖东西当然求之不得，中国进口高科技自然也很乐意，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人家美国、欧盟政府就是不让。所以看起来，就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凡事皆自由。买卖的自由，得让步于其他自由。
再回到住房的限购。经济学家华生认为，住宅既是基本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存在着公民权利与财产权利的矛盾与平衡。一般地反对限购和政府干预，又并没有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让大家相信市场经济的自身调节能力，很难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也发万言书力挺限购，认为这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有其副作用，但无疑是必需的。
这是从经济角度。经济更多地考虑资源分配的效率，所以既然涉及到对自由的限制，恐怕还需要回到法律。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认为，限购是有法律依据的。当重要商品的价格显著上涨或者可能出现显著上涨时，国务院和省一级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干预措施。但是依据该法，这种干预措施只能是暂时性的，而非长久性的。而且，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出台“限购令”并不是省一级政府出台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不合法的——尽管“新国十条”“新国八条”对省级以下政府有授权。
值得注意的是，“限购令”中还体现出一点就是中国的身份制度或者是户籍制度。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质疑，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地方政府如何可以规定不同户籍的人拥有不同的民事权利呢?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振宇向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北京新出台的购房购车规定，涉及户籍歧视，应予审查。$nextpage$
能不能：有目标，没办法
如果以一种宽容的眼光，认为限购于法有据，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这一种对自由的限制，我们换来了什么?
以住房限购来说，我们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来看，主要是为了解决投机性购房再度活跃的问题，以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
经济学家华生认为，房地产商及其代言人断言房价上涨，只是因为政府土地供应不足，因而对限购令冷嘲热讽既不奇怪，也没太大道理。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房地产商比谁都更明白，房地产的黄金定律是位置。而相同位置上的房产是垄断稀缺品，再增加多少新用地也无法完全和城市主城区那些区段的住房竞争。因此，房地产调控在增加供给的同时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应当说是第一次抓到了主题，走对了方向。
再来看效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国八条”出台以来，房价正在降温，实行限购的城市效果更为明显。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情况是，39个实施限购的大中城市房价比2010年上涨了4.53%;31个非限购大中城市房价比2010年上涨了4.82%。
方向正确，效果尚可，万事大吉?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有评论指出，限购对市场需求端进行控制，刚性需求误伤在所难免，虽然抑制了相当部分投资投机型需求，或许能在短期内实现市场向“合理价位”回归。但因限购而受压抑的需求迟早需要释放，由此可能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值得深思。
并发症之一是，高房价蔓延。限购加速了投资投机需求向边缘地区寻找房价新“洼地”，导致二三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甚至向县(区)镇蔓延。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比喻，就像大水蔓延一样，一道堤一道堤地漫过去，最终可能连边陲小镇的房价也变得无法承受。就如同北京的高房价逼出了燕郊的高房价，燕郊人民“躺着中枪”。
并发症之二是，刚需受损。日益累积增加的刚性需求长期得不到释放，一旦调控出现松动，供求出现失衡，刚性需求随时产生“恐慌性入市”，投资投机者趁机套现获利，房价再度上涨，难免招致又一轮调控。用任志强的说法是，限购将形成无数楼市堰塞湖，且越垒越高。
并发症之三是，加速不公。华生认为，限购令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非颠倒，率先打击了它本来应当优先服务的对象，从而加剧了垄断歧视和分配不公。城市化优先要考虑和满足的，并不是原先已经在城市中安居就业的居民，而是外来移居人口。但限购令正好相反，它保护城市户籍居民已有住房的人还可以再买房，对无房的弱势移居就业者则实行严格的歧视，如要求一年乃至5年的就业纳税证明等。
任志强感慨政策的急功近利：“恨不得今天出台政策，明天就要看到效果。”商品住宅从拿地到建成，周期大约是3到4年，但调控政策却基本年年出，甚至一年两三个。“为什么不多给市场一点时间，看看政策的效果?”
华生认为，做一件方向正确的事情并不是说可以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特别是采取与改革的方向相反、副作用极大而又只有一时表面功效的办法，弊大于利，得不偿失，应代之以更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和更公平的制度设计。
做不做：无力量，不自由
讨论完了愿景和路径，其实还没有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做。身处这样一个激流勇进的时代，法律赋权的事情很多，能够办到的事情很多，为什么单单做这一件而不做那一件。这当然是因为轻重缓急，而判断的逻辑又是力量的博弈。
拿率先限购住房、率先限购汽车的北京来说，初看是难以理解的。
北京的房地产投资一直占全市投资的半壁江山，占GDP的比重达到8%，相关税收收入也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0%以上。楼市调控后，房地产业在北京GDP中的比重已降至6.3%，直接影响了0.7%的GDP增速。汽车产业也是如此，它对全市消费的贡献率曾达到60%以上，在首都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高达1/3，是北京消费的最大支柱。“限车令”的执行，将北京汽车销售额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拉低到20%，影响GDP增速1%。很大程度上受此两项限购影响，今年上半年北京GDP增速全国倒数第一。
所以，首都所在地的北京显然有更高的考量。从中央的角度，有钱人买房的自由，现下要低于穷人买得起房的自由。买不起房而又需要的是什么人?是年轻人。中东北非最近的动荡，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年龄结构中以年轻人居多。稳定住年轻人，国家稳定可期。这当然是一个比投资买房自由更高的一个追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不是每个地方都像北京这样财大气粗，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卖房卖地减少造成财政压力增大的同时，保障房的硬任务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催生了放松限购的冲动，见诸报端的就有海口和大连。媒体报道说，大连希望改“以家庭为单位”为“以个人为单位”;海口市市长则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表示要“充分利用国务院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按照限价不限购的原则，积极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但是这样的“小九九”，谁敢拿到桌面上来?所以这样的新闻都被否认。倒是聪明如上海，出台了从严执行楼市“限购令”的政策，对一些原本通过“补税”、“打擦边球”等方式购房的情况，予以了明令禁止。
再看汽车，以这一产业的生产和消费之于北京经济的重要性，可以想见北京的压力所在。汽车厂商所乐于见到的是限制使用但不限制购买。之所以仍然选择了后者，一方面当然是前者有着极大的管理难度。我们的制度似乎不太喜欢、也不太能够过程管理，所以干脆就不让你开始。省事，方便。至于个人方便不方便那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方面，则是中国三十多年来基本上一直秉持的逻辑，保护存量，只动增量。要切割现有利益太难，那就等待时间来解决吧。
所以，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绝对的消费自由。自由源于力量，无力量不自由。要么你有力量，要么你属于的群体有力量。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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