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震憾”、“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速度”等长时间成为世界范围内热议的话题。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的发展成就和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已使西方不再傲慢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而一旦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它在短短30多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惊叹。那么，中国改革的起点在哪里?这个起点为中国改革准备了哪些条件，决定了改革的哪些特点?中央党史研究室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为读者提供一个科学、准确的答案。
党史《二卷》写了些什么
《二卷》记叙的是自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这29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其年分成4个阶段，用四编叙述。
第一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56年9月)”，共9章。主要反映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7年间，中国相继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进展顺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共10章。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标志着这一探索取得初步成果。
此后，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10年中，中国共产党虽然遭遇严重挫折，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初步建设起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等等。
第三编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1976年10月)”，共9章。
1966年，国民经济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在这10年中，虽然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党内领导层，在党内外的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
第四编为“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共3章。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积极展开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为实现历史转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为扭转这种局面作出了不懈努力。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潮流。
党史《二卷》的写作特点
历史是既定的，是不能更改的，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能力、认识深度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的。面对党在29年中厚重的探索史、奋斗史和自身建设史，党史《二卷》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二、《二卷》所叙述的这29年历史比较复杂曲折，一些问题在党内外还存在不同意见。鉴于研究、写作客体的这种复杂性，《二卷》写作采取了十分谨慎、严肃的态度。初稿写出后，曾反复在各方面征求意见，力求汲取各方有益的观点和资料。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原则和立场，坚持30年来党中央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和结论。
三、处理好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与站在时代高度写作、评价历史的关系，既要反映当时对历史的认识及由此决定的方针、政策，又要站在现在的高度历史地评价当时的认识，揭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例如，《二卷》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左’的和极左的思想理论的产物，它同时又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这种思想理论的荒谬性。”《二卷》引用邓小平的著名论断：“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揭示了从“文革”到改革的原因，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改革的起点、起因、必然性及一些重要特点。
四、处理好叙史与论史的关系，既说明历史的本然又说明历史的所以然。书中对这29年中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安排了一些论述和分析。例如，对提出、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必要性的分析，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正确性的分析，等等，这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把握历史原委和意义。
五、把当时的历史事件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条件中去叙述与分析。例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统购统销、实行赶超战略、“三面红旗”以及“文革”发生的原因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才有意义。
六、注意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二卷》的写作历时十多年，其间，作者一直密切注视学界有关研究的动态、广泛借鉴、吸取各方研究的新成果。例如：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的政治、经济方针的叙述和分析;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分析;对党中央、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初至1959年7月上旬，近九个月纠“左”的叙述;对“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干部对动乱的抵制和抗争，对1972年、1975年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两整顿的成就和意义的叙述和分析;对华国锋历史作用、地位的叙述和肯定，等等。
中国史学历来有求真明道、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研读中共这29年的历史，会更深刻地认识1978年前后，那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由来和意义;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为什么会走上改革之路，为什么30年的改革能取得如此成就。
“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身处改革年代的人们重温这段历史，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些新的领悟。
(作者系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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