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三四月间，北京春意正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批研究员正集中在京郊昌平小汤山中直机关培训中心里，埋首对1995年初启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书稿做修改。
这次集中历时数月，稿件每修改出一部分，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都亲自审阅、批改，并加以讲解。直至1999年初，这一轮修改基本完成，党史第二卷的第一个送审稿成型。
当时，这部著作的编纂者们虽然料到，这样的修改只是开始，但最后这一稿到最终定稿，党史第二卷还将走过长达12年的反复讨论、审读之路。
这期间，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经历了四届领导班子的更迭，直到今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才终于在迎接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与1999年60多万字的第一稿相比，它的字数增加了近一半，达到近百万字的篇幅。
前后历时16年编纂的审慎、中央高层亲自拍板的“官修”党史身份，都使得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备受关注。它所记述的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其中涉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多个敏感话题，历来争议颇多。中共中央如何看待曾经的历史曲折，如何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都可从党史第二卷的行文中得到反映。
寻找“最大公约数”
“党史二卷既不是个人著作，也不是一般的集体著作，不是党史研究室写一本书就代表党史研究室自己，它是要代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党史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实际上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党史二卷执笔者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寻找“最大公约数”意味着吸收和平衡党内各方面的意见，也意味着漫长的磨合。因此党史第二卷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就变得很容易理解。
据章百家介绍，为了使书中的主要观点取得中央领导层与党史学界大多数人共同认可，二卷书稿的征求意见范围非常广泛，“所有主要的政府职能部门，各省一级的机构，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都看过，在党内征求意见的范围起码是两三百人，然后还有学界。反馈回来的意见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加起来上万条都不止，既涉及对大的问题的评价，也有很细节的问题。”
书稿经修改后，还几次报送中央领导审阅。据2003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主管党史二卷编写与修改工作的张启华称，《党史》二卷成稿后一共报了60多位中央领导，包括退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次“官修”党史的编写，都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样经过了范围如此大的意见征求过程。
比如，同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1991年最初出版时，审读范围就要集中得多。
“那时候情况跟现在很不一样，中央有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胡绳等组成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这些老同志都是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了解的，都是过来人，胡乔木、胡绳可以说是党史大家，所以当时的书稿只要党史领导小组说行了，基本就行了。”章百家介绍。
“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这是最初的书稿不得不进行修改的重要原因。
章百家说：“原来的书稿中很想强调的一点是，党为什么会犯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它又积累了哪些经验，哪些方面是对的，哪些方面又错了，然后在纠正过程中又为什么再次犯错。这种写法，可能会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把失误写得多了，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点去写失误，而是想突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多复杂，过程有多艰难。”
实际上，最后形成的书稿并没有减少多少初稿中的内容，“整个修改过程基本上是不停地往上加。结果是，成就成绩增加了一些，对错误批评的尖锐的话也增加了一些。”
典型的例子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据《凤凰周刊》报道，二卷初稿在征集意见时，一部分人认为书中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也有人认为书中把毛的个人错误写得过于严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修改人员只能把书增厚。
这也就是张启华所说的“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还原林彪、华国锋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曾撰文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到某些现实的情感和利益。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党史》第二卷这样权威性的、代表党的集体认识的著作而言，每一个表述上的细节调整也就都显得殊为不易，非常值得关注。
“虽然总体上维持在《历史决议》的基本框架之内，但是一些具体的历史叙述有变化。”党史研究者韩钢总结。他留意到了由细节构成的两点“突破”，并认为这是整个党史二卷中最突出的“新意”：
第一点是有关林彪事件的叙述。比如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按照过去中共中央的定性，被说成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很长时间以来，党史都按照这个结论叙述这桩事情。党史二卷却有了变化：它也提到了“一号命令”，却没有再作“篡党夺权预演”的定性。
再比如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等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一直被官方认定是“反革命政变的纲领”。这次党史二卷的表述与以往不同，具体说法如下：“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一部分人主要从国家以往政治体制及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考虑出发，仍主张设国家主席。”
韩钢认为这句话可圈可点，表明该事件的性质为党内正常争论，与所谓政治阴谋没有关系。他还注意到，党史二卷对“九一三事件”之前的“政变阴谋”，比较强调林立果在其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侧重叙述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没有涉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变化。
另一点则是对华国锋主政两年历史的叙述。党史二卷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没有重复过去的结论，一个是说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一个是说华“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以往的党史著述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拖延和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党史二卷不再沿袭旧说，而是称：“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二卷还肯定了华国锋对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的支持，并承认华国锋同意解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问题，指示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
历史复原是渐进的过程
章百家提到，党史二卷尽可能地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学者个人的研究，“官修”党史对资料的选择和引用还是谨慎得多，比如一些个人回忆就很少采用，即便使用也需要有其他资料作旁证。
“(我们)主要还是依靠档案、文件。我们国家的档案开放程度还不够高，特别是政治类的档案。一方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档案比以前多得多，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档案看不到。党史二卷里凡是有新意的地方，实际都与档案开放密切相关;凡是新意不足或说法比较笼统的，基本是档案开放不充分或者研究不充分。”章百家说。
章百家认为，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史》第二卷不会刻意求新，而是更看重权威性与全面性，只将目前最靠得住的观点集中在一起，告诉给读者。
“一段历史是会完结的，但对一段历史的认识却会不断深化。党史二卷中的表述，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历史的认知与评价。我们随同社会前进，当回过头来再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还会受到新的启迪。”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谈到《党史》第二卷的出版时也说，这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29年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并非说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终结这段历史的研究”，学术上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并不意味着不能超出(本书)”。
(摘自《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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