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年。笔者日前随团到重庆市实地参观考察。重庆市因在三年前率先大搞“唱红打黑”，政治影响力逐渐辐射、攀升，全国各地也随之效仿大搞“唱响中国”。作为“唱红”的根据地之一，所谓“重庆现象”或“重庆模式”，也成为当今海内外媒体热衷讨论的话题。究竟如何看待获中央支持的“唱红”活动?重庆“唱红”的本意是否有被扩大化、歪曲化?它与“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是否存在本质分歧?这些问题都尚待进一步研究。
偶然与必然：“唱红”绝非简单否定
辩证唯物史观认为，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事物由产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在各不同阶段，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无论你是否承认它的存在，它都会按自己的规律发展。当人们试图改变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时，也只能通过“变革”强迫完成。例如，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精英倡导“新文化运动”，就是对旧文化的否定，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序幕。
然而，与“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的是，“唱红”绝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场“群众文化现象”。“唱红”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与文化相统一、传统思想意识与现代精神面貌相融合的特质，而这种特质绝非是建立在通过“唱红”而试图要否定什么，或试图要掀起一场“文化革命”的基础之上的。文化活动不过是它的载体，传播“新政治观”才是它的根本目的。
显然，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等为核心人物的“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思想意识和保守观念的根本否定，他们提倡思想解放，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通过变革以消除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随后，“新文化运动”又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介绍给学界、劳工界，为随后“五四运动”倡导的政治主张及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促进了劳工阶层的政治觉醒，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朝向开明、进步社会的转变。因此，“新文化运动”代表中国知识界进步力量的觉醒，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但当前的“唱红”，它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也不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否定，更不是要鼓吹建立一个新社会、新制度，并以此取代现有社会和现有制度。不仅如此，“唱红”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继承中共所倡导的传统价值观、传统精神观，并主张把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把它作为推动党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新的动力。
问题是，“唱红”有无“偶然”因素，又是否一定是“必然”?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从笔者接触的重庆党政干部、媒体从业人员及学者的口中得知，重庆的“唱红”大体源于三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60岁以上)老干部、老党员对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思想意识扭曲现状不满意，提出要以“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大力传播党在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流行的经典歌曲、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以此振奋人心、催人向上，改变金钱社会导致人的思想空虚、唯利是图的精神状态。在这群人中，绝大部分对“想当年”怀有深厚情感，他们虽然并没有在时代大发展的今天沦为“边缘”，但明显地与日益“背离于那个火红时代”的现实难以妥协，因为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因此，老一代需要通过追忆和“唱红”、填补在精神层面的“空缺”，或把自己“融进”当今时代，或把他人“带入”上个光阴。
第二个想法是“政治应紧跟形势，而形势不等人”，特别是中、青年的党政干部要“搭上时代(仕途)的列车”，就必须做些什么。在中共重庆市委的组织和领导下，毫无疑问，“第三及第四梯队”的中、青年党政干部，需要在这场“活动”中接受考验，尽管部分人也不一定认为这是“政治考验”。毫无疑问，具政治抱负的中、青年党政干部，都不会否认这或许是个“机会”，一个“站队”和“紧跟”的政治机会。至少他们的上级领导会坚持认为：那种单靠工作能力或工作成绩想要“上位”的人，恐怕已经不全面了，现在还必须在政治思想上接受新的考验、在坚持党性上要有更为突出表现才行。
第三个想法是，尝试用“唱红”团结人民、团结年轻的一代(80后、90后)，加强他们对党、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持这种观点的干部认为，随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人的物质生活环境不断丰富，但思想境界却不断空虚游离，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仅背离了党所倡导、鼓励的革命传统，甚至也背离了中华文明所倡导的一般道德标准。在这方面，年轻的一代表现尤甚。这是时代的悲哀，也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党的感召力、党的威信正受到严峻挑战。
因此，从这三方面看，如果说重庆“唱红”确实源自于少数领导者的“偶然”怀旧心态的话，那么，显然它更多地则表现为一种“必然”，即它顺应了中共面临的形势要求，中共必须利用这种手段凝聚更多的力量，培养更多的后备军。
辩证法研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注重内在逻辑的统一。事物发展的偶然性虽未必决定必然性，但必然性一定取自偶然性。重庆“唱红”符合这一基本原理。
形式与内容：新政治符号的“大、一、统”
从内容上看，毫无疑问，“唱、读、讲、传”都是紧紧围绕大力颂扬在中共领导下，中国所取得的每个成就而展开的，当中也兼有品读中外历史名著等。从形式上看，重庆市委通过组织媒体宣传，有计划地推动“红色浪潮”逐渐扩展，而在今年恰逢中共建党90年华诞之际，通过大办“红歌比赛”、广发“红色短讯”、组织“红色经典宣讲”等活动，不仅在重庆市把“唱红”推向高潮，而且还带领由重庆等地14个合唱团组成的“千人红歌团”进京表演，直接向中央展示重庆人民“红彤彤”的情怀本色。据报道，截至目前为止，重庆累计开展的红歌传唱活动18万1000场，参与市民高达1亿1000万人次。
笔者在重庆亲眼所见，“万人唱红”具有三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大、一、统”。所谓“大”，即声势浩大，场面大。例如，6月29日在重庆奥体中心举办的“中华红歌会唱响中国”活动，就有近10万人参加，重庆党政领导也基本上是悉数出席。大场面自然带来大气势、大震撼，也令人感叹，在大商业化时代中共仍具备强而有力的组织能力。
所谓“一”，就是“一个步调、一种声音、一个理念”。这在中共绝对领导下的中国来说，尽管已经和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不能同日而语，但仍然让人感受到中共仍具备强大的凝聚力，仍可以像当年一样，一声令下，步调统一的稳步行事。中共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强调的是“思想和行动必须与党保持高度一致”。这在今天没有丝毫变化。
“统”是指形式上的“统领性”：统一的口号、统一的表演形式、统一的旗帜、统一的色调、统一的行动，只要是参加“唱红”，无论男女老少、不分职位高低，都要严格按照既定的计划完成，难怪也有人发牢骚说“管的太严，多少带有强迫性”。
在一个政党执政的绝对权利国家，“大、一、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符号”，它具备巨大的“鼓动性”(有时也可称为“煽动性”)，它可以唤醒人们沉睡的、麻木的精神意识，这在纳粹德国时期、前苏联铁幕时期、中国的“文革”时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几乎已甚少出现这种政治符号。笔者绝无意拿当今和历史做任何类比，但当传统的思想意识及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发生任何实质变化的时候，这种符号仍有伺机重现的极大可能，因为执政者要借用它显示力量，显示自信，特别是更要传递固守不变的信念。
物质与精神：转换中的矛盾博弈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在一定条件下，任何事物都可以相互转换：好事可以转为坏事，被动可以转为主动，消极因素可以变为积极因素，精神可以变为物质，物质又可以促进精神……凡此种种，只要处理得当皆可成为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与中国整体发展一样，近十年来，重庆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进展，人民的物质生活随GDP的快速增长而不断提高、丰富，生活环境日新月异，财富累计逐年增加，在这些方面，重庆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但与此同时，同全国一样，重庆也同样面临如何提高人民的精神建设、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在商业化大潮下，道德沦丧、纸醉金迷、黑道横行的现象同样在重庆普遍存在，相当比例的年轻一代身患信仰危机，追求浮夸、虚无和放纵自流的生活方式，这不仅对社会稳定构成挑战，而且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同样构成隐患。重庆领导已意识到这点，并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早在2008年就开始部署“唱红打黑”，也期望借“唱红打黑”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通过“讲正气、树新风、立志向、做大事”激励年轻的一代而成为未来国家之栋梁。显然，重庆不仅需要城市的新面貌，也需要人的新气象。正如笔者在7月3日参加座谈时听到薄熙来书记所讲的那样：“光有物质追求是不行的，还要有精神和思想追求。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有精神追求。”
但不可否认，在精神变物质、物质促精神的转换中，如何调整不同人群的不同心态，如何正确处理不同人群因“唱红”而引出的关联思考，是当前重庆市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搞得不好，或搞得过激，都会事倍功半，甚至发生作用逆转。例如，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唱红”的形式能否多样化、流行化?内容可否更加广泛、生动?“唱红”的“度”如何把握?如何避免类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出现?对年轻一代而言，“唱红”可以启发他们积极思考，但同时也会激发他们反问：中共的理念如此伟大、中共党员如此先进，但为何我们身边却不断爆出贪官、腐败的丑闻?党究竟代表谁、为了谁?党的根本利益在哪里?党又如何处理日趋复杂敏感的社会问题?当所有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准确和具说服力的解释时，“唱红”只能流于形式，只能令那些认真思考的年轻人更加迷茫、怀疑甚至反感，而年轻人试图从“唱红”中汲取精神力量、更加精神百倍地投入学习和物质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正确认识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相互转换，对发扬“唱红”坚持“唱红”，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总而言之，重庆的“唱红”具有开创性、积极性的一面，无论褒贬与否，它已经存在，且正在扩展开来。“唱红”虽然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做法形式上有似曾相识之处，但对它简单的否定或是盲目的肯定，都会给人们认识上造成偏颇或误导。笔者认为，只有辩证、客观、建设性地看待“唱红”，重庆市也只有在“唱红”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调整，才能获得最大政治效益。
(作者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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