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赞同他关于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观点。他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
第二天，毛泽东和坂田昌一见了面，握手时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把于光远、周培源召到中南海，让周培源讲基本粒子是怎么回事。周培源讲解以后，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哲学思考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
毛泽东关注坂田昌一，成为一个有名的故事。而坂田昌一来中国的原因，是参加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关于这次会议，却很少有人谈起。好在当年参与会议组办的薛攀皋先生，向科学史学者熊卫民讲述了一些有关的背景。
原来，北京科学讨论会名义上是由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举办，实际上是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日本五国共产党倡议召开的，所以政治色彩很强。1964年2月初，五国代表商定会议的开法，除组织本国科学家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还争取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社会上有地位的科学家参加，主题为“有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科学问题”，旗帜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讨论会于1964年8月21到31日在北京举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代表参会，提交论文299篇。中国代表团由61人组成。周培源任团长，张劲夫、范长江、张友渔、张维、张忠信、于光远任副团长。日本代表团也有60多位科学家，坂田昌一任团长。外国代表中有17位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20多位大学校长、科学研究院院长，40多位研究所所长、大学系主任。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等中国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和坂田昌一说了话。
澳大利亚、日本代表的学术水平较高。如，澳大利亚的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是射电天文的开创者，日本的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在会上提出了一种原子核模型。中国钮经义、邹承鲁、汪猷、邢其毅报告了《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岛素以及A及B链肽段的合成》，施雅风、刘东生的《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的初步报告》反响也很大。
也有水平很低的，本来规定要在会议之前递交论文，可有些人上了飞机之后才拿着铅笔随便写了一些字，纸张皱皱巴巴，也算一篇论文。这样的人多来自非洲，其中一个是中学地理老师。一些国家由王公、酋长掌权，虽然按道理他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凭着权力把自己指派为会议代表，或者让一些熟人参会。所以，与会代表并不都是真正的科学家。
朝鲜代表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的文章已被证伪，仍在医学组宣读。印度尼西亚一个研究原子能的女科学家，要求在大会上发言，谴责一切原子武器。中国当时马上就要爆炸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会议又不能不允许她发言，只好组织几个研究原子能的中国科学家跟她座谈，阐述不能笼统反对原子武器的理由，把她的思想工作给做通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关系国家的面子，可谓不惜工本。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上千人，还特意在友谊宾馆盖了一个北京科学会堂，安装了几套同步翻译设备。不但伙食标准非常高，还包来回旅费。会议期间参观原子反应堆和一些大工厂。会后分七路赴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西安、延安、武汉、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一至两周，每人还送了一支特制金笔。
当时，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经济很拮据。东非科学院的奥廷诺曾要求中国给予他经济援助。中方没有满足，他颇为不满。还有些外国代表行为不端，把女服务员堵在电梯里，欲行不轨，对收拾房间的女服务员实施性骚扰，中方只好把女服务员都撤了，改用男服务员。
讨论会的论文集译成四种文字，装帧非常精美，印出来时文革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因为有刘少奇接见代表的照片，只好全部送造纸厂回炉。
中国一度还想在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为此，特意上马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科研项目。之所以没开成，主要是因为苏联已经用组织手段把中国排挤出世界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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