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似乎正走向穷途末路，丑闻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先是有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万元餐费;然后，有炫富女郭美美引发的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随即，中华慈善总会身陷“一手交钱，一手开捐赠发票的”发票门事件;可很快，又一个80后女孩“卢美美”把青基会也拉下了信任的浑水，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中国慈善总会，占据了媒体的版面。
面对采访，国内最大的几家慈善机构都三缄其口，谁知道，下一个“触雷”的是不是自己?
从风光到蒙垢，中国慈善正经历着暴风骤雨。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慈善正在成为那些腰包渐鼓的富豪们新的投资方向，他们或需要慈善作为救赎财富的途径，或需要慈善来包装。而当下千疮百孔的慈善环境，如何承载得了财富的救赎?或许，真正需要救赎的还有慈善本身。
暴富下的财富救赎
在学者的研究中，当代中国的慈善历史，差不多有40多年的断层。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在中国，只有政府救济，没有民间慈善。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一系列基金会的成立，慈善的逻辑才又在民众中有所回归，但那依然是政府主导下的慈善。
除了观念的断层外，更重要的是，刚刚告别一穷二白的国人，确实没有闲钱去做慈善关爱社会。一组经常被提及的数据：截止2004年，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是395个，而美国，早在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就达120万个之多。美国2003年的慈善捐款总计达6700多亿美元，占全美当年GDP的9%，而中国同期的慈善捐款，仅占GDP的0.1%。
转变发生在最近10年——当中国模式创造的经济奇迹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之后，全球著名商业媒体《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0中国私人财富白皮书》显示，2010年福布斯富豪榜上，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超高净值人士总数，已经达到128人，中国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的位置已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在这个能快速造就亿万富豪的大国里，普通民众已经可以时常听到富豪们的各种慈善故事，有的故事可能带了几分神秘，甚至荒诞。
最早闯入公众视线的慈善富豪是李春平。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富豪充满了传奇。公开资料显示，在过去的20余年里，他平均每天以3万多元的速度，累计在全国捐款2.8亿元。但从来说不清楚的是，他究竟有多少钱，这些钱都从哪里来。对于媒体的追问，他只是淡淡地回应，所有的钱来自年长他30多岁的美籍亡妻。
这位拥有中国第一辆劳斯莱斯的富豪，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生活的奢华，对于慈善捐款也历来高调。就在今年8月，他在贵阳的一家医院，向急需骨髓移植的少女杨柳捐赠30万元。随之登载在媒体的是一张李春平与被捐助人的合影，30万元现金堆满了病床的床头柜。
而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慈善企业家，非陈光标莫属。媒体聚焦陈光标，不仅因为他曾两度登上中国慈善榜榜首，被称为中国首善，更因为他颇受争议的捐赠行为。陈光标曾宣称，其捐款总额已达15亿元。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以他的实力，根本拿不出这笔钱;而且，也有媒体多次追问，希望陈光标拿出捐赠证明。在一轮轮的追问中，陈光标被戴上了“诈捐”的帽子。
被质疑的还有陈光标捐赠的模式。这位慈善家似乎很喜欢直接发红包。汶川地震时，他随身带了200万元的现金支票，到成都后兑现25万元，一路向灾民发放。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将钱用在了刀刃上。不仅大陆，红包还发到了台湾。甚至今年3月，日本遭遇地震海啸袭击后，他也亲自去救灾、捐助。
不管是陈光标，还是李春平，不管是发红包，还是在被捐助者床头堆满现金，这些中国式的富人，都有着各自的慈善逻辑。有学者认为，他们呈现出的这些慈善行为，与发达国家的富人慈善行为大相径庭。毕竟，他们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代富豪。而在发达国家，人家的慈善理念传承了好几代人，对于如何行善，已经很在行。
更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慈善已经成为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利器。相比之下，中国第一代富豪的行善，更像是一种内心的救赎。
令富豪纠结的巴菲特晚宴
《2010中国私人财富白皮书》说，除了奢侈品消费、投资，中国千万富豪越来越乐意参与慈善、收藏。据调查，资产过千万的富豪中，约有11.8%的经常参与慈善活动。救灾、教育、扶贫是他们最关注的3个领域，捐款渠道以民间慈善组织及政府民政部门为主，但有时，他们也直接捐款给需要帮助的个人。
这份《白皮书》还认为，走入财富成熟期后，慈善正成为中国富豪们新的理财需求。那么，在慈善领域，中国的巴菲特，或是比尔.盖茨什么时候出现?
2010年6月中旬，股神巴菲特和曾经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在美国发出“捐赠承诺”，邀请美国众多超级富豪和那些最富有的家庭参与，呼吁富人们把一半财富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
当年的8月，近40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佬参与公开承诺。与此同时，巴比二人也将劝捐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决定当年9月，在中国举办一次晚宴，邀请中国的50位富豪共进晚餐，探讨中国富豪的慈善模式。
这顿晚宴令很多富豪们都纠结不堪。据说，很多富豪在接到邀请电话时，反复询问，是不是要被劝捐。而也有一部分富豪们干脆以时间排不开为由，拒绝了邀请。只有陈光标发出公开信，承诺裸捐。
一场巴比盛宴带来的思考是，对于慈善，中国的富豪们在担心什么?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出现慈善领域的比尔.盖茨、巴菲特?什么样的慈善方式更适合中国富豪?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曾表示，富人非常自觉地捐款，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他有充分的财富积累，二是他有了真正的慈善意识。这两条，中国的富人绝大部分都不具备，甚至有些富人还是在“谋财害命”的阶段。
在徐永光看来，对企业家来说，对社会首要的慈善是，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是否提供合格产品，是否保障员工权益等等。只有先做到这些，才谈到上其他的社会担当。$nextpage$
学者资中筠曾经著书《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谙熟美国慈善逻辑的她曾指出，中国需要给富豪们设计一套“散财之道”。学术界应该系统发现中国年度捐赠亿元、千万元、百万元的慈善者，深入研究中国著名慈善家的理念，努力促成不同类别的慈善家，建立更多的交流平台，琢磨一套适合中国富豪们的散财之道。
恒大地产的董事长许家印，在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位列第七。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曾经在今年两会期间做过一次大会发言。他说，目前，中国有数千万家企业，有过捐赠记录的仅几十万家，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慈善行为。而部分热心慈善事业的企业先行者遭到“奉旨化缘”，受到行政劝募等方面的压力，直接影响了再次捐助的热情。他建议国家能优化捐赠激励机制，让捐赠者善有善报，最终增强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则认为，当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打通富道与善道。
成功企业家如何成为慈善家?有专家说，心理学研究表明，赚钱与幸福的规律是抛物线，开始是赚得越多越开心，但到达一个程度之后，通过赚钱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为别人花钱反倒可以让人得到幸福，这个时候，富人就有了变成慈善家的可能。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现在欠缺的就是正确的财富观和良好而有效的慈善体系。也就是王振耀所说的，富道与善道如何打通。
慈善的游戏规则
不管是王振耀说的富道与善道之间的桥梁，还是资中筠说的中国式的散财之道，抑或是许家印向政府要的激励政策，其实指向的都是富人慈善的游戏规则。
确实，2011年，中国慈善的一系列风波，都在折射整个慈善体系的各个漏洞，也在瓦解着人们对整个中国慈善体系的信任。
事实上，也有一些企业家在用自己的方式，构筑他们做慈善的游戏规则，其代表人物就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他还以个人捐款超过10亿元的业绩，登上了“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榜首。
但在媒体报道中，曹德旺最被关注的事件是2010年他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捐款，那次2亿元的合作，被认为是“最苛刻的慈善”。
捐助的缘起是2010年年初西南地区的大旱。2010年四五月，亲临现场体会了旱情的曹德旺决定以现金发放的方式，向旱区捐助2亿元。得到消息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希望能与曹德旺合作。
曹德旺同意了合作，但在捐款协议中，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中国扶贫基金会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基金会违约将赔偿。另外，此次善款发放的管理费，则不超过善款的3%，而在慈善界，“行规”一般为10%。
为什么要如此苛刻的合作条件?曹德旺说，他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曹德旺还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要求基金会每10天向他递交项目进展详细报告。
事实上，尽管拿了远低于行规的管理费，但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是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曹德旺善款的分发。对此，曹德旺曾说，看来，这个条件并不苛刻。
可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看来，与曹德旺的这次合作，可以说是赔本赚吆喝。他们为此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了3%的管理费。因为在整个善款的发放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动用了西南旱情很多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基于曹德旺捐款事件的影响力，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无偿为善款的分发投入了人力物力，这些要是折算成管理费的话，3%的管理费是远远打不住的。但曹德旺并不认可这种折算，在他看来，地方政府的相关人员，都是吃财政饭的，他们已经拿了工资，就不应该再从善款中分得管理费。
在一些专家眼中，曹德旺此次苛刻的捐赠，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触痛的都是慈善界最拿不上台面的问题，比如，管理费的问题，捐赠人监督的问题，善款发放过程中的透明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则认为，曹德旺苛刻的捐赠值得鼓励。毕竟，中国慈善的游戏规则还有待完善，在此之前，可以有任何制度上的创新。
被救赎的财富归宿
中国慈善有多大的空间?王振耀曾经撰文说，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已经达到509亿元，但却只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0.17%，占中国财政收入6800亿元的比例，不到5%。比较一下，美国2008年的捐款3000亿美元，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国财政收入3万亿美元的10%。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
此外，在慈善组织的数量上，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
在慈善组织从业人员方面，2009年，中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而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英国亦有60万从业人员。
“中国慈善公益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未来五年中国的捐款数额年度能否达到5000亿元，慈善组织能否达到50万个，从业人员能否达到500万人?”王振耀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也应该给慈善确定一个发展目标，在当下的经济状况下，提出慈善的发展目标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
王振耀认为，与国外成熟的慈善事业相比，国内慈善机构所欠缺的，是没有把满足捐赠者的需求作为公开透明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事实上，与近年来快速扩大的捐赠规模相比，国内慈善事业信息公开的步伐明显落后。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完全不披露和仅少量披露此类信息的慈善组织比例，高达75%。
挡住捐助者步伐的，是捐赠信息缺乏透明公开——就连曹德旺这样的首善，也担心自己的善款被雁过拔毛。
这也是为什么郭美美事件最后被证实与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直接关系，但最终还是引发公众对红十字会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数万元的一顿饭在其他的机构并不引人注目，但被红十字会吃了，就成不可饶恕的公共事件。
中国慈善要继续拓展空间，势必需要一场对慈善的救赎。
从细部来说，当务之急就是一场透明的革命。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的补救措施是，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次公布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尽管围绕信息平台的设计还有诸多的争议，但被认为是迈出了慈善信息公开的重要一步。
从宏观层面来说，要解决慈善政策法规碎片化的问题。熟悉慈善的业界人士都知道，与慈善相关法律法规很多，但都散布在各个政策法规里面，对慈善的发展和约束都不利。另外，在监管上，尽快改变“第三方”缺位的现状。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卢汉龙认为，应逐步建立起包括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媒体监督、捐赠人和公众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和项目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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