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买到一本书，题目是《中国大趋势3：中国拒绝捧杀》。书的封页上写道“吹捧中国模式，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的一种时髦，一种潮流……中国拒绝‘捧杀’。中国唯有拒绝‘捧杀’，潜心内修，摆脱种种脆弱，方可成就真正的大国。”
“捧杀”中国的确是“海内外的一种时髦”。关于海内的“捧杀”，笔者会在今后写到;至于该书提到的一些案例，算不算“捧杀”，见仁见智。
比如，乔舒亚•库珀•雷默，他于2004年首次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他是不是要“捧杀”中国，目前找不到证据。不过，他是基辛格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中国政府或精英，似乎还没有把基辛格这类人列入“捧杀”之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基辛格这样的西方人，基本上是通过为中国政府说好话而赢得为他们的客户在中国高层游说的机会和可能。要是把他们也划入“捧杀”阴谋阵营，那这样的“洋鬼子”的确是够阴险的，一面挣你的钱还一面算计你。
其实，如果说雷默2004年写的“北京共识”算是“捧杀”，六年之后，雷默已经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201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美之间最大的危险不是战争而是在国际事务中不予合作。也许我们更需要了解的不是雷默之前的“捧杀”，而是他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比如，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05年，有“当代斯诺”之称的库恩撰写的《江泽民传》中英文版同时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了“地震”。在海内，一位作家指责他剽窃，并提出这是政府的外宣项目之一;在海外，有学者质疑库恩何以见到中国那么多高层官员。库恩的回答模棱两可，提到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为中国引进了不少项目投资，与高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笔者没有见过库恩2009年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按照中国媒体的介绍，库恩在写作此书时，计划采访116位中国高官，最后得以采访40人，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以及上海市市长韩正等人。中国自己的记者或者作家，从来不能如此近距离接触中国的领导人，这让人不仅想起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的彻夜长谈，和江青与维特克在北京的秘密会见。如果说库恩在“捧杀”，谁是他的帮手?
再比如，以《大趋势》著称于世的约翰•奈斯比特。他于2009年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提出“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
奈斯比特不懂中文，且有高龄，他是如何深入和了解中国社会的呢?奈斯比特的答复是，他有一个中国研究院，并且有20多名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在他写书过程中跑遍中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各个阶层的国人。
笔者在网上查了一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在北京、天津和维也纳设有办事处，网站上没有任何该“智库”经费来自何处的说明。不知道这位“高人”的研究费用来自何处。其次，说他“捧杀”中国应该有点不合时宜，因为他的研究，受到了中国政府和高等院校的支持(他是天津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授)。要他也是“捧杀”阴谋的一部分，那我们肯定是甘愿受骗了。
找到以上“捧杀”中国的外国人不难，但是，找到那些质疑，甚至攻击所谓“北京模式”的外国人更容易。其实，质疑和攻击“北京模式”的西方人，远远超过那些“捧杀”“北京模式”的人，后者也可以算是“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的一部分吗?
2009年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采访，起初他拒绝对“中国模式”做出评论，但是记者穷追不舍，被逼急了的傅高义说，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模式与说美国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同样错误;如果“中国模式”不包括政改内容，那中国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将大大打折扣。
2009年10月，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任职的“中国通”沈大伟，为《时代周刊》撰写《通往富裕之路》的封面文章，指出“中国模式”带来了许多短期和长期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有害气体排放、民族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拉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剧增。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Arlif Derlik则说，“‘中国模式’建立在外资企业对中国劳工的残酷剥削之上——这个模式的成功也是它的失败：财富增加了，但是其社会的、环境的、政治的成本巨大和高额。”
美国评论家Ian Buruma早在2007年就写了题为“2007年，中国模式年”的文章，他说，“只经过一代人就跳出鲜血淋淋的暴政和极端的贫穷，的确可歌可泣;中国人获得了比毛泽东时代更多的自由，但是，任何组织行为都会受到打压;‘中国模式’对不愿搞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极具魅力：苏丹、缅甸、津巴布韦、朝鲜、伊朗(至少还有选举);‘中国模式’不讲民主、只重金钱——从莫斯科到杜拜、从伊斯兰堡到卡尔图姆，‘中国特殊论’正在变成普世价值。”
同年，前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孟慕捷在《华盛顿日报》发表时评指出，中国模式的确闪闪发光，但是，这是一个有财富没自由的模式。历史没有终结，中国在冷战之后的成功向世界提供了“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个选项，这完全是美国外交的失误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使然。中国模式是对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所代表的一切价值和理念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中国，它不仅事关我们的安全和富强，而且事关美国建立一个开放的政治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宽松环境的使命。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中国模式”，我们就会被历史钉到耻辱柱上。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如果说要拒绝“捧杀”，中国应该先从自己做起，不要给那些以“吹捧”中国为己任的西方人任何机会。
当然，人都爱听好话，政府也一样，特别是当别人说你不但自己的事做得好，甚至为全人类树立了楷模，你对“捧杀”的免疫力恐怕就荡然无存了。
(作者简介：刘亚伟，美国Emory大学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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