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成为涉及几千万人的社会运动。当时，每个城市家庭只能有一个子女留城就业，少数人有机会参军，其他青年几乎都卷进了上山下乡的洪流。知青上山下乡被誉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实际上问题多多。《571工程纪要》在全国传达以后，“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引起了不少人私下共鸣。不久，毛泽东收到了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一封信。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郊城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每月工资42.5元，妻子没有收入，生有二子一女，生活十分拮据。长子李良模1968年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分配到莆田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甚至，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他一直没有房子住宿，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
面对难题，李庆霖给周恩来写了一信，没有回音，就动了向毛泽东告状的念头。他在信中直言：“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他还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忧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李庆霖的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他知道，直接寄给毛泽东，多半石沉大海，于是多了一个心眼，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他又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两信一并寄出，王海蓉收到后，亲手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信，考虑了三天，在1973年4月25日回了一封有名的短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年迈多病，深居简出的毛泽东，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感觉李庆霖的牢骚全是实情，于是给他回信。同时，让新华社派员核实了情况。
这封信虽然不足三十字，口气也很谦虚，但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却不能不倍加重视，很快发出“21号文件”，提出改进知青工作的一系列对策。我当过三年知青，当时在省级机关当干部，到基层某公社挂职锻炼，那个公社就把在当地落实21号文件的任务交给我。知青们当时的心情确实是久旱逢甘霖一般。经过这轮“统筹解决”，全国2000万知青在吃饭、住房以至升学、入党、提干诸方面的待遇确有改观，特别是女知青遭受性侵犯的状况大为减少。
有意见的知青家长绝非李庆霖一个，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李庆霖?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只是要求解决实际困难，改进工作，同时，李庆霖写信有别于当时流行的文风，没有空话套话，结尾也不用“万寿无疆”，而是“敬颂大安”。李的文风，直言不讳，甚至有几分冒犯。当时，毛泽东已经听不到任何逆耳之言了。或许这正是打动毛主席的地方。他后来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还赞扬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好啊”，建议把这封信编入课本。
毛泽东晚年有很多失策，但这次善意回应李庆霖的“冒犯”，大大地得了一分。李庆霖收到毛泽东汇来的三百元钱，舍不得花，存在银行里，还主动送小儿子李良雄下乡插队。毛泽东去世后，李庆霖的人生从峰顶跌到了谷低。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虽减刑出狱，晚景十分凄凉。但直到2004年逝世，他一直对毛泽东满怀感激。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如何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仍然是执政者的现实课题。当今中国，一些官员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把基层群众上访、告状、申冤视为洪水猛兽，动用人力财力甚至暴力围追堵截的手段五花八门，其结果不但不能掩盖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往往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善待李庆霖，化被动为主动的政治智慧，对今天的政治家仍有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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