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美国的经济活力称羡不已。而今他们对美国政府及其无效的经济政策开始丧失信心。
次贷危机余波未平，债务上限和预算赤字之争又起，让人对美国彻底失望。中国高级官员对美国容许政治压倒金融稳定感到惊讶。一名高级中国政策制定者于7月中旬表示：“这实在令人震惊……政治我们懂，但你们的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鲁莽行径，太让人惊讶了。”
如若美国跌入深渊，中国亦难独善其身。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积累了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确保其经济体系免受外部冲击。在这3.2万亿美元储备中，足足三分之二(即大约2万亿美元)投资于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和机构证券(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中国在2008年下半年超越日本，一跃成为美国金融资产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将如此多的外汇储备押在曾经被视为相对无风险的世界储备货币上，不仅是因为这样做能让中国感到放心，也是因为中国的汇率政策让它几乎别无选择。
这样的日子将要结束了。中国开始意识到当前的战略面临困境。
首先，2008-2009年的危机和大衰退敲响了警钟。尽管中国出口业依然维持强劲的竞争力，然而后危机时代外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却令人担忧。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发达经济体，占中国出口额40%有余。同过去30年中国出口繁荣期相比，终端市场需求增长大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放缓。长期以来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有力引擎。如今，这一引擎已经出现大减速的迹象。
其次，保险费成本——以美元为主的巨大中国外汇储备——因政治风险而大增。诸如“美元资产是无风险的”此类的观点，遭人质疑。
近几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再表示了对美国财政政策及美国国债安全的关注。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最终能避免彻底违约。但这并不是重点所在。如今，对任何“解决”方案——尤其是那些通过欺瞒手段拖延有效的财政政策调整的方案——人们都深表怀疑。
所有这些，已经对华盛顿为美国政府所作出的“十足信用担保”的可靠性，构成了持久伤害;也让人们对中国向美元资产大规模投资是否明智产生了严重怀疑。
最后，中国领导层也注意到自身宏观经济失衡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其出口导向型增长和美元外汇储备累积对此失衡所造成的影响。此外，中国也面临着外界正在对其严厉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管制措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很容易让人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遭遇。
但是，与日本不同，中国不会同意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应该处理好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中国将通过刺激内需，来摆脱对美元资产的依赖来达到这一目标。
出于这些考量，中国采取了一种相当透明的应对方式。其“十二五规划”说明了一切——中国经济结构将向消费型转型，正面解决其面对的失衡问题。通过创造服务业就业机会、大规模城市化及扩大社会安全网，使劳动力工资和消费者购买力大幅提升。到2015年，消费占中国经济GDP的比重将增加至少5个百分点。
消费驱动的再平衡可以解决上述多种紧张状况。它让经济增长摆脱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危险，同时转向支持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内需。此外，这样的再平衡将使被低估以支撑出口增长的人民币不再受到压力，从而给中国的货币改革提供可观的加速空间。
但是，要提升消费在GDP的比重，中国也必须吸收其大部分储蓄盈余。这可能使2015年中国的经济项目恢复到平衡状态，甚至出现轻微赤字。这将大大减缓外汇储备囤积速度，也将大大削减中国对美元资产无穷无尽的需求。
因此，作为美国政府债券最大海外持有者的中国很快就会说“够了”。但是，又一次空洞的预算案，加上未来数年内比预期更疲软的经济增长，将导致美国政府大规模赤字的情形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就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缺乏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如何能够在美元不大幅贬值和长期实际利率大幅攀升的情况下筹集资金?
华盛顿内部的反应似乎满不在乎，认为中国不敢这么做。毕竟，在美国看来，中国除了美元资产，别无选择。因此不会冒险让所持有的巨大美元资产组合蒙受损失。
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清楚：它已经不愿意再相信华盛顿空洞的承诺和无效的经济政策，不愿意将自身的金融和经济稳定置于危险境地。中国终于开始说不了。我们应该聆听它发出的清晰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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