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焦虑?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焦虑情绪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矛盾?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又显示出哪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何化解人们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
近日，为回答读者的种种困惑，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接受了《瞭望中国》的采访。
中国人为什么焦虑
《瞭望中国》：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焦虑的情绪，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发展较快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无论是白领还是打工仔，大家都焦虑不安、浮躁不定……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大批社会成员为家庭基本生活计，为自己前程计，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情形，致使社会焦虑现象成为如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识。
所谓社会焦虑，我觉得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当前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从历史上看，除了战乱年代，中国没有哪个历史阶段上的人们像现在如此之焦虑过;从以后看，以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瞭望中国》：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让您排个序，您认为，老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领域。这种焦虑的具体表现是：期望值过高，容易冒进，缺乏自我冷静判断、定力;承受性弱，容易挫折;急切，浮躁;涉及面大，比如，农民工、中等收入者中的白领。
《瞭望中国》：中国人为什么焦虑?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我认为，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第一，整体利益结构发生了全方位的急剧调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的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言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
毋庸讳言，经济利益对于每一个群体和社会成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社会转型时期，“一夜暴富”和“一夜下岗”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同时大面积地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入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
同时，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惯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担忧甚至是恐慌。
《瞭望中国》：也就是说，在大批社会成员人生不确定性和对未来不可预期的基础之上，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社会焦虑现象。那么，导致社会焦虑情绪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我认为是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进入到现代社会，就会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意味着各个国家经济的一体化，而经济的一体化则意味着各个国家经济之间的开放性、相互依赖性和联动性。
《瞭望中国》：比如说?
吴忠民：比如，美国的次贷问题原本同中国经济几乎不搭界，但是一旦出现了危机便不可避免地波及世界、波及中国。对中国而言，造成了大面积的不利影响，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当中。所以，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nextpage$
社会焦虑现象的背后
《瞭望中国》：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未来美好并且是合意的生活所表现出的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瞭望中国》：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中，由于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瞭望中国》：您认为，最能反映民生状况的尺度是什么?
吴忠民：尺度是多方面的，比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准、最终消费率状况等等。像公共服务问题有很多人谈过了。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最终消费率问题。
这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逐渐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比如，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48.6%，而投资率却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43.5%。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瞭望中国》：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最主要的是，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瞭望中国》：有学者认为，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您怎么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能否概括一下特征或特点?
吴忠民：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着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应对社会矛盾的独特优势
《瞭望中国》：我们知道，“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等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
吴忠民：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其人数规模比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共同体总合还要大的国家来说，我们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nextpage$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本发展面的优势，即：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
第二，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者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
《瞭望中国》：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讲讲中国化解社会矛盾，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吴忠民：首先人心普遍思定。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问题，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的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来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的，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化解社会焦虑的对策建议
《瞭望中国》：在您看来，我们能够消除社会焦虑情绪吗?
吴忠民：我以为，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
《瞭望中国》：那么，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具体做些什么?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吴忠民：其一，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
其二，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
《瞭望中国》：充分就业是指什么?有特定含义吗?
吴忠民：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
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问题、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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