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曾经有媒体这样描绘一个中国白领的典型形象：月收入在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IBM、索尼、三星等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摩托罗拉、诺基亚的高级手机;经常出入五星级豪华酒店;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和白领联系在一起的字眼还有“小资”、“品味”、“格调”、“中产”、“成功人士”等等。
短短几年间，这已被证明完全是一个虚假的、与社会真实脱轨的幻象。白领已经成为焦虑、忙碌、压力、亚健康、心理失衡的代名词，甚至朋友间相互戏谑调侃也会说“你才是白领呢，你全家都是白领”。
白领，或者换一个词，中产阶层，比很多人物质更丰裕。但是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在上行的中国社会里，他们是抓住了机会的人;他们的烦恼，也折射着中国发展青春期和中国法治青春期的烦恼。你不确定他们是谁，但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工作压力——
“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
王宁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号称“上海最具魅力”的陆家嘴一家金融企业工作，让很多同学羡慕不已。私下里她却抱怨，“每天在电脑前面工作超过14个小时”，“经常吃快餐，每周总有两三次，干脆就以饼干、面包‘果腹’”。行色匆匆的步履，狼吞虎咽的食相，小心翼翼的心态，天旋地转的忙碌，成了她和她同事的日常生活。她的上司，一个郁郁寡欢的单身女性，经常挂在口边的话是，“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
上海中医药大学曾经对上海中央商务区近3万名白领进行了连续跟踪调查，发现有八成白领自认“活得不如农民”，58%的白领羡慕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53%的人认为比不上农民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辐射和交通污染”;43%的被访者望能和农民一样“三餐都正常”。
对这个调查，有人觉得相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简直是“得了便宜卖乖”。不过，在王宁看来却是感同身受——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证自己的楼、自己的车能够继续供下去，才能保证孩子的学费甚至将来能出国留学，才能保证负担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医疗费。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与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财富压力——
“短短十余年，财富差距已由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
无数次在梦中，李松果断做出了买房的决定。醒来才发现，父母三年前给的40万元的存折，还躺在书柜中嘲笑自己的优柔寡断。
2009年初，金融危机刚过，房价还在低谷徘徊，一起来北京工作的同学就果断下手，并且使劲撺掇一起买楼上楼下。但李松却在犹豫，要不要回武汉和女友团聚，漫不经心地看了两三个楼盘就罢了买房的念想。之后，武汉还是没有去成，分了;之后，房价就涨了，一万多涨成三万;再之后，房子就限购了，李松连买的资格都没有了。
此时，同学东拼西凑了30万首付的房子，刨去房贷，已经净值100多万，升值数倍。而自己的40万，一直在领着0.4%的活期利息。一起毕业的同学，还是“穷二代”，差距却陡然产生。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啊”。李松叹息。
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正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浙江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落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成功压力——
“只有成为人上人才是有价值的”
中产阶层虽然会因成“房奴”、“车奴”、“孩奴”等而备感压力，但更令他们焦虑的，是对今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缓解困境、改变现状感到无助。未来在哪里?
如果有人问，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社会增长最快的两种东西是什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回答可能是：经济和欲望。
人们都认为，物质生活更为丰富时，人们的抱怨应该更少，人们的安全感应该更强。可事实恰恰相反——钱多了，焦虑也更多了。孙立平认为，因为欲望实际上可能比经济扩张的速度还要快。钱多了，焦虑就没有了吗?
原来人们要求“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从“四大件”到“有车有房有闲”，成家立业的标准在物质条件的指向上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高。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这些只是成功的附属品，并不是成功本身。人们的精神追求已经消失不见。
看一看这个社会，“成功”的欲望常常令人感到不安。只要看一下那些无孔不入的广告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在房产的广告中，动辄就是“帝景”、“王府”、“豪宅”、“尊贵”、“至尊”等等。诸如此类的广告，不断地激发着人们这样一个信念：你只有成为一个人上人，只有出人头地，才是有价值的。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职业经理做得再好，如果没当老板也不算成功;考大学如果没考上北大、清华，就在不同程度上意味着失败;没住到最好的房子里去，没开上最好的汽车，就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上人。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浮躁和奢华的社会风气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
身份焦虑——
“社会中最没有归属感的一个群体”
在国防大学教授卢周来看来，“白领”们的心理压力来源于“身份焦虑”——他们是社会中最没有归属感的一个群体。
白领阶层中的大部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是依附于比他们地位更高的阶层，他们身份与成就的确定来源于上级的评价。在工商企业界，“白领”经理阶层依附并听命于大资本者;在政治家的身旁，“白领”公务员“是系着领带、拎着公文包和计算尺的口齿伶俐的领薪水官员”;而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从业的知识者，其地位也同样取决于其他人的评价。至于推销员这样的角色，更是要看客户的脸色行事。
相比于蓝领产业工人，白领阶层对资本者的依附性更强。卢周来的依据是，第一，常常听蓝领工人骂白领是资本者的走狗，何曾听过白领认为蓝领会成为资本者的走狗呢?第二，某位“白领”经理刚对着工人骂骂咧咧，一转身被老板骂了个狗血喷头，回个头来还要在偷着乐的工人面前表现出“老板很赏识我”的神情。
卢周来认为，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白领的这种依附性，可以套用一句老话：白领是“皮上之毛”，常常不得不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境。农民的根儿在土地，蓝领工人的根儿在现代企业，而土地与现代企业是恒常不变的。只有白领阶层根植于其他人群，是变动不居的。因而，白领是社会中最没有独立性的阶层，这可能是“白领”们“身份焦虑”的根本原因。
艺术家艾未未认为中产阶层的生活最无聊，就像一个既定程序——打工、挣钱、周末拼命消费。担心房子、汽车、医疗保险、纳税，追求品牌，追求时尚，将其作为进入社会的标志。艾未未说：“这是一种不自信。”
滑向下流?——
“消除焦虑不是‘知足常乐’这么简单”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他的《下流社会》一书中说，向来稳定的日本中产阶层正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日本社会正在“下流化”。
中国的“中产”可能更加悲哀，尚未形成稳固阶层就开始“下流化”了：收入分配向资本权力倾斜、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白领半生的财富、有“杀贫济富”之嫌的税负、“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和低微的薪酬……单单“房奴”、“车奴”、“卡奴”、“孩奴”这些词汇中浸透的疲于奔命、捉襟见肘，就将白领中产们众“奴”加身的生存窘境展露无疑。
按照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理论，中国目前更像是一个“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坍塌，贫富差距加剧的状态。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而在中国，这一数字目前已超0.4的国际警戒状态。
而中产阶层要真正成为社会中坚、社会基石，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有着强烈的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追求“自由、公平和平等”。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产阶级的理想状态是，可以不为生活过多的发愁，有足够的闲暇参与社会活动，热衷公益事业，对自身有较强的认同感，并以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而自豪。
西方一些国家，中产者的焦虑有一系列保障机制来加以缓释，比如，健全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对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竞争机制的相对公平等等。在美国尤其明显，由于“二战”时动员全国征兵，政府不得不许诺提供好的社会保障，在这个刺激下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迅速完善。
反观中国，中产尚且如此焦虑，整个社会的焦虑也就更令人担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产的焦虑，其实并不全是个人心态问题，如何消除“中产焦虑症”，当然也就不能只是一句“知足常乐”这么简单，而更需由全社会给出“药方”。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