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一个叫麦子的人写下了《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个生于1970年代中期、来自中国农村的年轻人幽幽地说，“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考上大学是我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在奋斗了18年之后，“终于融入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但是“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starbucks(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
这个叫麦子的人，虽然写得不无落寞和幽怨，但仔细读来，依然有一种“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庆幸和豪情。比他稍大一些、来自湖南农村的知名网友十年砍柴，最近也写了一本《进城走了十八年》，感慨自己是一个“幸运的进城者”。
晚生十年甚或几年的农村青年，命运已经和他们不一样——今天，很多如他们一般跳出农门的青年，所住的地方不太可能有可供喝咖啡的星巴克，而通常是一个诸如唐家岭的地方——以违章建筑为主，小网吧、小发廊、小超市、小饭馆、小诊所、小成人用品店比比皆是。
这些奋斗了十八年的进城青年，胸怀梦想，一头焦虑，看到了怎样的未来?
唐家岭没有星巴克
时至今日，张文依然记得四年前他大学毕业后初到北京，跟着同学转了几趟地铁，坐着公交车来到住处的情景：一个漫天灰尘、杂乱无章的村落扑面而来，扬灰马路两旁挤满了鳞次栉比、色泽混杂的楼房，乱麻一样的电线低悬头顶，同样无序的是擦身挤过的各种公交车、农用小四轮。走在这村子路上，张文有时候恍惚觉得自己走在老家乡镇小巷，风景相似而乡音陌生。正是下班时间，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一趟趟拥挤不堪的公交车里走下来，散入各条羊肠小巷中，似乎二十岁的北漂青春都集中在这里，才让人感觉这真的是在北京。
这个地方叫唐家岭，这里居住着4万名和张文一般的青年：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2000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年龄大多在22～29岁之间，八成来自农村或者小县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穷二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蚁族”——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一样“高智、弱小、群居”。
这个名字来自于学者廉思。他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等城市调查发现，每个城市聚居的“蚁族”数量都相当惊人，并被分别命名为“京蚁”、“沪蚁”、“穗蚁”、“江蚁”、“秦蚁”等。
张文自然是“京蚁”。第二天六点半，张文早早起来，悉悉索索穿好衣服，溜进卫生间，洗脸刷牙，出门，看到围在365路车门口人头攒动的场景不由不寒而栗。公交站上，四个人负责维持秩序，还有四个人什么活儿都不干，专门负责从后面往上推人。一周以后，张文已经能够在远远能看到365路车驶来的时候，迅速判断出它的停车位置，同时分析这辆车的哪扇门最有可能打开，接着迅速地挤进那堆黑压压的人头里面。“一定要从侧翼上去。如果你从车门正前方往前挤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始终都在人群的最外面——因为上去的路都被从侧面上车的人占领了。”张文总结。
和同乡刘伟相比，张文觉得自己的条件尚可。刘伟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现在中关村卖电脑。每天下班后，他都不愿意回到六郎庄的“家”中——那是一个只有6平方米地下室，即使是白天也需要开灯。单人床占了房间的一半，两个手提箱塞在床底下。
刘伟的头顶是一座24层的公寓楼，两居室的月租金为4500元。刚来时，他不曾告诉张文的梦想是——“哪一天，我也要搬到楼上去。”如今，这个梦想依然遥遥无期。回去?也不是没有想过。回到朴素的老家，过回跟父母一样的日子，现在有钱人不都租地种菜返璞归真吗?但如果为的只是身无分文的回归，当初又为何要竭尽全力地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呢?
“生活上的苦其实不算什么，只要有希望。可是有时候，我都觉得，所谓的希望，是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张文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这是最大的压力所在。期待着进城喝咖啡，却来到了和家乡无异的城乡接合部，煎饼果子遍地。
经济学家丁宁宁说，“在那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他们诞生了;当老一代人要告别革命的时候，他们成长了。他们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先行者，他们是新世纪中国梦的探路人。”“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只是，他们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唐家岭”是进城的终点，还是一个驿站?$nextpage$
“寒门再难出贵子”
其实，和弟弟妹妹辈相比，张文还算幸运——毕竟念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大学。而后来者，这样的机会正在加速变小。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8年城镇化率是17.9%，1998年为30.4%，粗略计算，1978～1998年平均城镇化率为24.2%，而2000～2005年城镇化率平均为39.7%。据此，1978~1998年农村学生上北大的概率是城市学生的1/7，2000～2005年则降至1/13，城乡学生上北大的可能性，正在急剧拉大。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大学农村生源也从1980年代的1/2左右降到了如今的1/7。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对此进行了两年调研发现，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这一趋势同样蔓延到了国内众多重点高校。甚至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村生源，也在今年首次跌破了三成。
看起来，寒门子弟正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一位在经济特区教书的中学教师感叹“寒门再难出贵子”。作为佐证的是，近两年，他任教学校里的中高考状元，家里条件都很好。“反观我们小时候读书，班上同学读书好的，家里都很穷。”新浪微博11万多人参与的讨论显示，超过7成网友对“寒门再难出贵子”表示赞同。
过去，人们总喜欢把农村孩子考大学称之为鲤鱼跳“农门”。而如今，“农门”正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逾越。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村寒门子弟，只有考入一线名校，这条路才会相对平坦。而教育资源不均衡，名目繁多的加分，高考内容的能力化导向等，都让农村寒门子弟考上一线名校自然也越来越难。
“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教育专家杨东平说。
农村学生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的是普通学校——如果不是最差的话;依靠个人勤奋考上重点中学——当然是少数;由于家庭贫穷，买不起书，买不起电脑，不能旅游，不能进艺术班学习，所以消息闭塞，孤陋寡闻，遇到自主招生，要考素质、综合能力、见多识广，只有败下阵来。
即便寒门子弟埋头苦读，大学之门也并非向他们公平地敞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校收费改革，到1996年左右并轨时，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年均约为500元，但到2005年时，收费即飙升到5000元左右，10年涨了10倍。近几年涨幅渐缓，但每年上万元学费的大学屡见不鲜，对穷苦家庭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负担。
即便上了重点大学，要拒绝各种聚会、名牌、恋爱的诱惑，以最有限的钱或助学贷款，完成学业。
毕业了，要自己找工作。没有人为你疏通关系，没有钱来疏通关系。即使学有所成，最终也拼不过富二代、官二代。庞大的教育成本，并不能置换来相应的回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读书改变命运，这个农村寒门子弟曾经坚守的信条正遭受挑战与质疑。很多农民在民工荒愈演愈烈之际，直接让孩子进厂务工经商。
在甘肃会宁，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甘肃省近几年的返贫人口中，一半左右因教育支出过大返贫。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如今，“教育立县”却遭遇了“教育破产”。
“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啊。”有网友不无激愤地担忧道。
学者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在他看来，那儿浓缩了中国农村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儿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穷二代”的未来在哪里
对唐家岭的张文来说，最可怕的是阶层固化;对那些奋斗了18年终于能喝上咖啡的寒门子弟来说，比阶层固化更可怕的是阶层下流——能继续喝咖啡，倒也不错。问题是，这咖啡不是一直能喝下去的，没准儿今天喝咖啡，明天就得回老家喝白开水。本来你千辛万苦成了白领，但在种种因素下，又沦为穷人;本来刚脱离贫穷，过上了还勉强可以的生活，但一场变故让你归于赤贫。
有学者评论，底层的沉沦和中产的滑落，以至于出现巨大的社会漩涡，从根本上而言，还是跟整个社会的分配体制有关。目前中国的资源分配模式，呈“两个轴心”，即以权力为轴心和以城市为轴心，所有的资源分配，都是围绕优先满足这两个轴心在进行。不但教育领域如此，社会各个领域皆表现出类似的现象。围绕着这两个轴心，越靠近，获取资源的机遇就越大，越往边缘，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小。包括寒门学子在内的底层人群，是远离轴心边缘化的群体，个体的命运难免陷入漩涡的底端。底层固化不打破，全民幸福感只能是幻影。而要实现平等、畅通的上升通道，打破底层固化的堡垒，最根本还是要改变以权力和城市为轴心的资源分配格局。只有打破这个格局，再谈平权、谈资源整合才会有现实意义。
虽然很不情愿，张文还是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佐证之一是一段广为流传的话：“盖茨的书不会告诉你他母亲是IBM的董事，是她给儿子促成了第一单大生意;巴菲特的书只会告诉你他8岁就知道去参观纽交所，但不会告诉你是他做国会议员的父亲带他去的，由高盛董事接待的。”
张文的意思似乎是，“拼爹”古今中外皆是如此，虽然其实这段话与事实有些出入。盖茨的母亲不曾在IBM工作，但却是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全美联合慈善总会的董事和首任女性主席，并在此与IBM的CEO共事，向其介绍过比尔•盖茨和他的公司，这对早期的微软当然是有帮助的。巴菲特的父亲确是美国国会众议员，但第一次当选时巴菲特已经12岁。而且，即便当时纽交所欢迎了巴菲特，也不太可能是由高盛，因为高盛当时规模实在太小。
一则广为流传的《看看别人的26岁》帖子中，我们似乎也难觅“拼爹”的痕迹。这个帖子写道：
“周恩来26岁时，刚从巴黎归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
“诸葛亮26岁时，被刘备三顾茅庐，出山从政;”
“马化腾26岁时，在当软件工程师，1年后创办腾讯;”
“黄光裕26岁时，已经创办国美电器3年，开了10家连锁店;”
“林彪26岁时，已经担任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1年。”
古今中外，“寒门贵子”似乎不乏其人：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出生于一个“即使乌鸦飞来也因没有吃食而哭着飞回去”的贫穷村落，家庭太贫穷而交不起学费，他母亲请求学校等到夏天卖了桃子之后补交;林肯的父亲是一名鞋匠，他的童年是“一部贫穷的简明编年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一个破落不堪的羊棚中长大，他的家庭因常常无法按时缴付账单“被当地警察所熟知”。当然还有星巴克的老板霍华德•舒尔茨，他从小随着父亲在建筑工地生活。
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曾经说：“我大学刚毕业，也住过地下室、住过违章建筑、住过风雨夜随时可能倒塌、深夜常常有老鼠侵袭的民房。我的无数朋友，都是从地下室走出来、从集体宿舍走出来、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的成功者。”他这里的“无数朋友”，大概也包括新东方草创时在寒冷的冬夜里刷小广告的俞敏洪。
这个社会看起来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复杂：沙漠之中，有时也可见绿树生长。只是，顽强的寒门子弟，自然是可以在沙漠中生长的，但恐怕更渴望跟别的人一样，生长在春风拂面、雨露充沛的江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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