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简•莫里斯20世纪60年代造访纽约。在记录曼哈顿之行时，她写道：“纽约政府正在下曼哈顿委托修建世贸中心的双子塔，这两栋楼间的广场以纽约港董事长奥斯汀•托宾的名字命名。当时奥斯汀快要退休了，于是办公室的同僚都笑称这两座巨大的建筑象征‘奥斯汀的最后一次勃起’。”
如今，奥斯汀早已辞世，双子塔被恐怖分子摧毁，9•11之后，这句俏皮的玩笑也变得酸涩。
对于经历过9•11的纽约客来说，十年前那个星期二的早晨一定是他们人生中的艰难时刻。曼哈顿的早高峰里，四架美国民航飞机被劫持，两架撞倒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五角大楼，还有一架原计划袭击白宫却在宾州坠毁。灾难瞬间冲入人们生活，世贸中心2751人死亡，五角大楼125人死亡，四架飞机上共有265人遇难。灾难中死亡人数超过了1941年的珍珠港战役。遇难者来自全球115个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50亿美元，从世贸废墟清理出的渣土超过150万吨。
比起那些经济上的损失、政策上的转变，9•11对美国人心理上的冲击来得更为持久。3000个无辜生命的消损迫使美国人团结起来并且铭记，但国家和个人的伤痛又要求人们学会放手。美国人怎样心怀记忆让生活前行?十年来人们一直寻找着答案。
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十年之后，人们仍处在9•11时代。”
美国人：最真实的恐惧
弗兰克•莱恩是第一批到达世贸中心的纽约警察之一。回首十年前，他吃惊于当时的那种宁静。他开车飞驰在纽约最繁华的西岸快速路，周围鸦雀无声，看不到任何车辆，只有头顶上的直升机向着曼哈顿中心区盘旋而去。
“不断有人从双子塔摔落下来，有些手牵手，有些甚至是坐在办公椅上摔下来。人摔落下来的声音就如同一只充水的气球爆炸，伴随着一股血红的薄雾浮起。”莱恩回忆。
他负责清理残骸，和其他纽约警察、消防队员一起搬运着碎片和杂物。所有人都沉默不言，像一条高速运转着的流水线般将残骸手递手运走。不时有尸体和残缺的身体被发现，所有人都会停下来，脱帽致敬后再重新开始。
9•11事故后，莱恩的妻子不允许他在家穿着警服。“因为我觉得制服里还隐藏着那些遇难者的灵魂。”妻子帕姆说。莱恩不情愿地收下了9•11给他带来的纪念品，在那之后的几个月中，他一直饱受噩梦折磨。在那些梦里，摩天大厦瞬间朝他倒下。不久后，他辞职离开纽约，但那种恐惧感却伴随他生活了近2年时间。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身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让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和安全感。恐惧原本是非常遥远的，敌人也曾极容易辨认——那些邦德电影中的恶棍、口里叼着雪茄的古巴大佬、无情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党，还有那些呼啸着从天而降的外星来客。经历过9•11之后，美国人猛然发现，国界日益模糊的今天，坏人无处不在。恐怖分子外表和常人无异，他们和人们一起在大街上行走，在商场里采买，乘坐飞机，甚至用正常护照入境。他们在卡车、建筑物、包裹中放置炸药和炭疽病毒，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能用自己的内衣甚至鞋底藏匿炸弹。对此，人们却束手无策。随着布什政府将恐怖威胁等级从绿色上调至黄色，人们不再相信世界，不再相信政府，甚至不相信彼此。
政府中，越来越多的时间被用来讨论能提高安全性的项目，比如监控设备、警卫室加固、三角形壁垒、边界栅栏以及看似无穷无尽的层层护柱，为后人留下装有防撞墙和防弹玻璃的建筑遗产。生活中，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每日例行的安全检查，上飞机前脱鞋安检一度成为常态，一些初到美国的游客惊奇地发现，他们需要当众开箱检查行李。
就像《经济学人》周刊说的那样，人们再也回不去9•11前的那种纯真情怀了。这场恐怖袭击标志着不设防时代的永远终结。在《纽约客》撰稿人简•迈尔(Jane Mayer)华盛顿家中的地下室里，依然还有应急设备，以防恐怖袭击再次发生。“任何9•11当日在华盛顿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她解释，“华盛顿不仅仅是首都，它还是一个攻击目标。”
在恐惧感之外，幸运的是，9•11帮助一些人重新认识到了人生中珍贵的东西，改变了他们的眼光。简•迈尔表示：“我对人权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也更加敏感了，而且还是以一种很生动的方式。” 一直坚持独身的海地裔纽约人伊迪韦吉•丹蒂凯(Edwidge Danticat)在这次灾难后决定结婚。“我突然感觉到生活中的某种紧迫感。自那天后，我对爱和责任的观念更加开放了。突然，我不再喜欢孤军奋战，这点似乎变重要了，在我的生命中，爱的地位也高过职业了。”28岁的银行职员丹尼尔•顿在9•11后与家人隔绝了(因为当时人们限制进入纽约，他的家人生活在波士顿)。他因此萌生了与邻居前所未有的亲切感。“那时，邻居们邀请我去他们家，我感到他们就像亲人一样。我们一起看新闻，一看就是几个小时，那天晚上我睡在了邻居家里，因为我不想孤零零一个人。”
“人权观察”组织高级反恐顾问安德烈亚•普拉索说：“9•11目标不仅是破坏建筑和泄愤，更希望改变一个国家和它的民众。”从这点上，他们成功了。
穆斯林移民：隐忍的伤痛
谈及9•11后的十年，对于很多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来说，充满着艰辛和无奈。事故发生后，全世界一度把目光聚焦在穆斯林群体身上，这让很多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忧虑不已。纽约大学阿富汗留学生协会前任主席、目前在华盛顿学习医学的哈里斯•尼亚奇(Harris Niazi)回忆：“当时我跟父亲一起打开收音机，听到播音员惊恐地呼喊着‘阿富汗’和‘本•拉登’…… 我们正在开车去皇后区的路上，当那一片烟雾升腾而起之时，我看到父亲眼中噙满泪水。”
对很多穆斯林来说，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大多数劫机犯来自沙特阿拉伯， 一度他们的身份和外形特征被强行和恐怖分子画上等号。
凯文•哈灵顿(Kevin Harrington)在纽约地铁公司当了30多年司机。2004年，他接到通知，如果继续包着头巾，就不能继续工作了。为此纽约市地铁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戴头巾的话，许多乘客会以为这是恐怖分子在驾驶地铁。这令他啼笑皆非。
哈灵顿身边的一些穆斯林或锡金教徒因此离职。有些人被调至内勤，因此每周只工作40小时，丧失拿加班费的机会。$nextpage$
在皇后区法拉盛——纽约市最大的阿富汗移民聚居区，侵犯隐私和扰乱他人生活的事仍时有发生。卡里姆•艾富汗纳扎达(Krim Afghanazada)经营一家名为“喀布尔饭店”的餐馆。他表示自己仅凭眼神就能看出谁是FBI。因为频繁的接受搜查，他们早已经相互熟识。
更普遍的是，9•11改变了一部分伊斯兰移民面对自己身份的态度。几内亚人朱利恩两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9•11时，她和其他5名伊斯兰姑利用斋月假期回到纽约。13岁的她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种族的歧视。她说：“因为我们都包着头巾，周围的人全部惊恐地看着我们。”他们的行李被严格地扫描审查，到专门的地方搜身。回到家，朱利恩的母亲吃惊地看着她，第一反应就是告诉她以后要把头巾摘下来。如今朱利恩习惯于不带头巾出门，也很少穿着传统服饰。“那些服装只在结婚或者特定节日作为小小点缀。”她说。
2009年，在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一个美国穆斯林枪杀了他的战友;而去年，一个新移民来的巴基斯坦人试图在纽约时代广场安放汽车炸弹。9•11和其之后的一些列恐怖活动逐渐吞噬着社会的宽容。
皮尤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仍然存在着误解，各自认为对方偏执而且充满暴力。
穆斯林世界还认为西方人不道德而且贪婪，是他们造成了穆斯林现在的贫困。报告显示，奥巴马时期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比小布什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还低。同时美国政坛也对穆斯林保持警惕态度。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特•金里希参加了反对在下曼哈顿建立伊斯兰文化中心和清真寺的活动。很多共和党人也同意他有关于“伊斯兰教义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司法体系”的极端观点。
美国司法部民权司负责宗教歧视案件的特别顾问伊立克•特内(Eric Treene)指出，美国人大都认为9•11后，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使得美国更加安全。如果仅仅从国防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对的，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则不然，对穆斯林及南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在迅速增加。
纽约市皇后区的里奇蒙小丘(Richmond Hill)，是大批印度裔锡金教徒聚居之处。他们本来和穆斯林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由于锡金教徒信仰人们也戴头巾，在9•11后遭到仇恨犯罪的案例也直线上升。
有代价的安全
美国媒体指责9•11事件暴露出美国移民工作的疏漏。19名劫机者中有3个人是逾期滞留，甚至在9•11事件之后半年，移民局居然给两名已经丧命的劫机恐怖分子寄去了学生签证。消息一出瞬即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移民与归化局原本隶属于美国司法部，该局专门负责处理移民和非移民申请案、外国人出入境、边界巡逻、逮捕并驱除非法移民、难民审查、惩罚非法雇佣等事务。而9•11使这一移民政策的执行机关成为众矢之的并直接导致了它的瓦解。
在舆论压力下，2002年11月25日，小布什签署法令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这是自1947年美国国防部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机构调整。移民与归化局并入国土安全部，并被分拆为三个局，分别是公民与移民事务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而这正标志了美国的移民政策转为保护本土安全为主的收缩态势。
收缩性移民政策让世界其他国家的很多留学生和投资者深恶痛绝。得知自己需要留下十个指纹的生物信息存档才能入境美国，很多人眼中美国的国家形象一开始便大打折扣了。
《纽约时报》评论说：“如果21世纪的历史学家继续视9•11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期——一个揭示历史真相的显影促进剂，它揭示的更多是美国对恐怖袭击的反应，而不是恐怖袭击事件的本身。”
遭受9•11伤害后的第45天，美国国会就以极高的通过率出台了《爱国者法案》。法案以防止恐怖主义为名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根据法案的内容，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扩张美国财政部长的权限以控制、管理金融方面的流通活动，特别是针对与外国人士或与政治体有关的金融活动;加强警察和移民管理单位对于居留、驱逐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的权力。
2006年，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讲话中，评价爱国者法案让政府历史上首次合法地侵犯美国公民的人权。CNN主播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 也指责政府反恐反应过头了。9•11之后，美国政府成立并重组了263个相关机构用于反恐。花费在情报上的经费上升了2.5倍，保守估计达750亿美元，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费加起来还要多。情报机构新建了33座办公大楼，占地相当于22个国会山或者3个五角大楼。新的体制每年产生5万份报告，平均一天136份!
今年7月，根据美国公共事务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仍有53%的美国人不愿意以牺牲个人隐私和自由来进行反恐。“那些故意激怒我们的犯罪分子微不足道，比起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我们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要更大。”对于《外交政策》的结论，很多美国人表示赞同。
9•11后，纽约超过1.8万人因为吸入世贸中心爆炸后的有毒尘埃而忍受哮喘、肺炎及鼻窦炎等呼吸道疾病。美国卫生部门推算，9•11事件发生后的最初6年内，住在事发区域附近的40.9万名民众中，大约6.1万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除了肉体上的影响，时至今日，每天有26%的美国人在生活中回忆起9•11。对于很多人，时间流逝和拉登之死一样不能驱散9•11留在他们内心的阴霾。
艾丹(Aidan)5岁时，他身为消防员的父亲在9•11救援工作中不幸辞世。今年5月，学校里同学们因为本•拉登被击毙而非常兴奋，很多朋友特别去祝贺他。在日记中他写道：“我根本不想谈论这件事并感到非常奇怪……什么都不能使我忘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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