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但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一直没有停息，各种观点竞相争鸣。那么，苏共这样一个看似无坚不摧的执政党为什么会骤然垮台了呢?它究竟犯了什么致命错误而招致灭顶之灾?
致命的阉割：苏共走向自我毁灭
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改革的目标设定有四大要素：发达国家、良好社会、劳动人民是主人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上述四个目标的领导者则应是布尔什维克。不能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目标和纲领，但问题不仅仅在于目标纲领，而在于以什么方式依靠什么政治力量来加以实现。从结果上看，不到四年的时间，苏联一切物是人非，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兑现其改革目标和纲领，而且使苏联走向了反面，“真理”完全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而毁灭却与苏共相伴。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与改革实际结果，出现如此巨大的、难以置信的反差呢?
其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将苏联改革设定为一场革命，而且是革苏共自己命的改革。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改革是为了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但苏联改革却被大民主所绑架，苏联改革却逐步走向了社会主义不归之路。苏联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戈尔巴乔夫却逐步阉割了党，以停止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活动，政治局构成联邦化和取消宪法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第六条等措施为主要标志，关闭了党这个改革的发动机。戈尔巴乔夫借用列宁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却极其不恰当地运用在苏联改革时期。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战略上的偏差，苏联改革本身也成为自由落地，从公开性和民主化的高空中急剧降落，最后招致毁灭。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共的命运不是很在乎，但他对保持苏联统一、维护统一的联盟空间却十分在意，但苏共是苏联最重要的政治纽带和政治保障，苏共被削弱和被解散了，苏联能够保得住吗?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是从战略上、理论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去着手恢复和加强苏共的先进性、敏锐性和政治领导能力和水平，而是在党内遇到阻碍之后就踢开苏共搞改革，这不能不使苏共陷入困境。
可怕的背弃：高层领导人釜底抽薪
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领导人逐渐失去了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开始动摇。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苏维埃国家联盟是苏共一手创建的。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削弱、后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5年左右的时间里，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削弱——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
苏共的灭亡的源头在内部的削弱。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冲击下，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对改革和国家发展的引导力量，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苏共成为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被削弱。
1990年前后，受到东欧剧变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多党制表示认可。随后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由领导党变为议会党。由此，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俱乐部”。
早在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之际，他身边的政治谋士已经准备了从政治和思想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计划。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在政治思想方面苏共已经分裂在即。苏共二十八大还为按民族和地区继续分立留下了空间。如果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那么，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苏共后期，除了在外部面临民主派的竞争与攻击外，苏共在内部实际上已经遭到戈尔巴乔夫等高层的背弃。1990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安排退路：提出设立总统一职。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之后，立即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制定决策方案后，或通过总统交给立法机关议决，或由总统发布命令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再无能力影响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制约戈尔巴乔夫的能力越来越小。虽然戈尔巴乔夫仍保留了总书记的职位，但更多的是利用权势以摆脱苏共的控制，直到最后完全摒弃苏共。$nextpage$
疯狂的大跃进：贸然的市场改革
对于一个革命者，对于一个共产党，其最大的危险在于滥用革命，夸大革命的“作用”，忽视革命的“限度”和“条件”。一个党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毁灭和失败——因为内因，而不是外因而失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贸然夸大改革的革命性作用，认为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改革就需要用革命的方式进行，而且他认为，改革的革命性体现在激烈的政治变革和政治体制的急速改组和摧毁。
戈尔巴乔夫曾经强调过改革是有限度的艺术，承认苏联改革没有“现成的药方”，认为“政策是有限度的艺术”，超过许可范围就是冒险。但从苏联改革进程上看，他主导的改革简直就是“改革大跃进”。
苏联在经济改革中，拟定并实施“500天计划”——从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之内，通过各种“非常”政策措施，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所谓市场经济。贯穿于“500天计划”始终的有两个关键词：“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急于求成，祈盼苏联一夜之间发生奇迹——改革紧要关头，这种逻辑思维是非常有害和危险的。在实行60多年的高度计划经济之后，苏联领导人居然试图用500天的时间，完成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跨越，这种思维逻辑多么离谱!这只能说明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改革思维逻辑和能力，更谈不上科学、缜密和审慎地思考重大改革战略问题。
畸形的纠错：后任否定前任领导人
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进程中，列宁多次坦率地承认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犯过不少错误，干过不少蠢事。1921年10月，列宁表示：“如果能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能从中得到锻炼，那么，错误常常是有益的。”列宁的这些辩证思想却没有被后来苏联领导人所继承。不仅如此，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常常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和英明，不愿意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在全党面前推卸责任，洗刷自己。
在苏联历史上，有一个十分奇特的政治现象，就是后任领导人经常否定前任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否定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做法，使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成为一部残破不全，十分扭曲的奇怪历史，这就使苏共逐步丧失了历史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同时，列宁去世后，苏联共产党纠错能力越来越弱，最后失去了纠错功能和有效机制。
变态的发展：以人为代价的模式必然被抛弃
在苏联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和利益，而且将改革的成本和代价让人民群众来承受。在他统治下，苏共垮台了，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了，社会主义制度被终止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些左翼人士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行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改革的主要负责人，应该负有重要责任，但我们还应该从更为深刻的苏联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去总结教训。
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且也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自从斯大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
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其被抛弃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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