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上一期的深度文章《焦虑：一种社会流行病》写的很好，看后让人感慨不已。在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没什么名气的广告片导演，一个是摄影师。2001年的时候，那个导演朋友刚刚在北京宣武门附近买了一个一居的小房子。而摄影师则带着几万元储蓄刚来北京，标准的北漂。我们叫摄影师买个房子住着，他却坚持租房，把储蓄都拿出来购置摄影器材。10年过去了，导演朋友现在已经不当导演了，在2007年的时候全款买了一个房子，又贷款买了两个，现在三个房子总价早已超过千万。而那个摄影师，去年在限购前刚刚咬牙贷款买下了一套300多万的房子，每个月要还4000多的贷款。短短十年，两个人的财富差距已是数百万了。虽然摄影师也努力工作，起早贪黑，但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抓住买房的时机，结果与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的摄影师朋友每天都紧张地关注着股市、楼市、车市、黄金，生怕自己失去下一个暴富的机会。这样一个靠机会致富的社会又怎能让人不浮躁，不焦虑。
——北京读者
看完《一封打动毛泽东的“冒犯”信》这篇文章时，一时陷入深思，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感动于李庆霖朴实的文字，感动于他敢于直言的品质，感动于毛主席百忙之中真切地回信。我是一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孩子，人生至此，没经历过特别艰难的历程。小时候是听着父辈祖辈念叨“上山下乡”，“文革”长大的，我的父亲就因为文革辍学于中学，但是他丝毫没有对毛主席有任何不满，反而一提起他就满怀敬意。从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看了这篇文章，看到李庆霖在那么凄凉的晚景中仍对毛主席满怀感激，终于有了一丝理解。不得不说，李庆霖的人生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尽管毛主席在晚年一些决策中犯了错，但他一生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缅怀。就像一些宿命论者说的那样，一切存在的，发生的都是注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源于毛主席的“错误”呢?
——西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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