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已经突破10%，接近德国、日本在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继续高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未来不可能像过去30年那样，保持年均20%的出口增长。而且，由于医治全球经济的失衡在金融危机之后必定将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已经难以持续，关于发展战略的大调整也迫在眉睫。
中国需要进行一场税制改革运动，切实减少中国普通居民所承担的巨额税负，包括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
在美国，历年国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税收问题;而新任总统上台的首要任务，往往就是根据自身所属的党派偏好调整税收水平和结构。而中国的税收制度呈现高度的“僵硬”特征，一项税收政策一旦制度化，很难实现更改。最为典型的就是个人所得税。
中国从1980年开始以800元作为起征点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目的是为了调节收入差距，但这一起征点一直持续了25年，直到2006年才做出第一次更改。期间中国的经济环境，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初调节收入差距的征税目的已经荡然无存，反而成为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实行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在消费环节征收了高额的消费税，这变相压低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正是由于扭曲的税收制度，导致中国每年财政收入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速。而政府大量的财政收入，并非如同北欧国家一样进入社保环节，而是进入经营性的投资环节，挤占了民间投资，出现了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政府投资的居高不下而居民消费的萎靡不振，政府富有而民间贫弱，这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病症”。
通过对拥有豪宅和多套房的富人征收房产税，大修保障房以及必要的限购措施，来抑制对房地产投机所带来价格虚高，则与降低普通居民税负同等重要。过去几年里，中国普通居民消费几乎被房地产业绑架，高昂的房价抑制了中国普通居民进行其他正常消费的空间，并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一旦将中国普通居民从房价中解放出来，破除捆绑在中产阶级身上的巨大“枷锁”，中国的民间消费活力将得到迅速释放。
中国高额的外储规模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显得颇为反常。比如，排名第二的日本，官方外汇储备为1万亿美元上下，只有中国的1/3。让民间企业和家庭享有更多使用和持有外汇资产的权利，这比国家集中管理更有助于外汇资产的增值。
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应该克服出口集团的利益压力，切实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扭转长期奉行的税收和汇率政策为出口服务的方针。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导致大量的资源被用于出口，这是国民福利的变相损失。而汇率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经济要素从出口部门向非出口部门的转移，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
在对外金融领域，当务之急的改革就是要减少官方外汇储备的规模，特别是减少美元储备的规模，使外储存量更加多元化;同时切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推动国际货币改革，逐步减少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依赖。
中国长期实行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管理外汇储备的金融体制，外汇资产几乎都是以官方储备的方式存在，民间持有的外汇资产数量微乎其微。中国高额的外储规模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显得颇为反常。比如排名第二的日本，官方外汇储备为1万亿美元上下，只有中国的1/3;至于美国，其官方外汇储备只有区区不到500亿美元。而现阶段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防范金融危机的需要。
中国一方面要减少外汇储备，另一方面要推动外储多元化。而对于后者，就必须推动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多元化，使中国巨额外汇资产由官方一家独享转变为官民共享，通过“藏汇于民”来降低外汇储备在外汇资产中的比重和提高外汇投资的收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家庭参与到国际市场的活动中，他们在一些特定领域和行业，对国际市场信号的反应要比政府更加灵敏。让民间企业和家庭享有更多使用和持有外汇资产的权利，这比国家集中管理更有助于外汇资产的增值。
中国需要增加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使用。在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以SDR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中国首次阐述自己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构想和思路，震惊世界。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远不相称。在过去两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步伐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比如，推动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与多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等等。但是，中国在放宽对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管制方面，仍然表现得十分谨慎，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会很快。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将制衡美元作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中国虽然在过去两年里提高了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投票份额，但在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国际社会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需要在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在东亚区域合作等多个国际制度框架下，通过多边货币外交，推动施加对美元的国际约束。
在彻底的超主权货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实现，而在其他主权货币又难以对美元发挥制衡作用的情况下，中短期内，提升特别提款权(SDR)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是制衡美元霸权的现实可行之路。作为篮子货币的计价符号，特别提款权的更多使用，有利于减少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依赖，从而防止美元政策和美国经济“故障”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大范围冲击。
2009年，在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以SDR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中国首次阐述自己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构想和思路，震惊世界。
近两年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关于提升SDR作为国际货币地位的讨论渐成气候。尽管中国政府在短期内难以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条件加入SDR，但是对于推动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加实质性的作用，却是中国政府参与国际货币改革的基本战略方向。
作者简介：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此文由《21世纪国际评论》特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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