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个全球政府不太可能在21世纪实现，但不同程度的全球治理却已无处不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业已存在数百种不同的条约、机构和制度，用来规范国家间行为，涵盖电信、民航、海洋倾弃、贸易乃至核扩散等诸多领域。
然而，这类制度很少能独立行事，绝大部分制度的有效运转依然仰赖超级大国的领导。但本世纪的各个大国能否履行这一职责，仍是未知之数。
随着中国和印度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的行为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对于那些预言美、中、印将在在21世纪中期实现三足鼎立的人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国——也是人口最多的三个——恰恰都是最为在意自身主权的国家。
有人说当今的全球架构已经足够开放和包容，足以吸纳中国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立克所说的“负责任的股东”。其他人却认为，日渐强大的中国更愿意在国际制度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并创造一套独有的制度系统。 而欧盟各国则倾向于尝试限制主权，并推动更多的制度创新。
但是，除了在二战这么一大场灾难中劫后余生之外，世界已经不大可能像1945年联合国体系创设那样，再度见证一个“制度性时刻”了。 时至今日，作为全球机构的联合国在裁决政治争端、危机外交、维和以及人道主义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联合国庞大的规模，已成为其履行另外一些职能的重大障碍。
正如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所显示的那样，一个涵盖192个国家的会议往往尾大不调，而且会被派系政治和外部参与者的策略所左右，又或者缺乏足够的资源去解决某些根本问题。诚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言：“联合国依然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国际机构……但我们也经常会遭遇其不足……联合国本来就不是被设计来应对所有挑战的;也不应指望它能十全十美。”
事实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如何既确保所有人参与，又能做出实际行动。而答案则在欧洲人所谓的“可变几何”上。这意味同时有大量多边主义和“迷你多边主义”行动并存，并按照不同的事务性质来分配权力资源。
比如说，在货币政策方面，布雷顿森林会议在1944年创立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而组织的成员国数量最终扩大到184个。但美元的超级货币地位则是实现国际货币合作的最关键因素，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
在美元被削弱而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之后，法国于1975年召集其他5国领导人在兰布莱城堡(Chateau de Rambouillet)图书馆商讨货币事务。 这个小集团很快扩展到7个国家，后来又扩大了议事范围和成员——吸纳了俄罗斯以及一套庞大的官僚执行和宣传机构——并最终形成了G8。接着，G8又开始着手邀请另外几个新兴经济体列席会议。在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当中，会议的框架扩展成了G20，并为自身更大的规模和包容性而感到自豪。
与此同时，原本那7国继续就一些小范围的货币事务进行会谈;当中美之间的商讨变得更加重要时，类似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新机构也随之创立。正如一位资深外交官所说：“如果你想和另外20国商讨一个汇率协议，或者像克林顿政府早期那样与20个国家商讨援助墨西哥问题，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谈判对手超过了10个，想达成协议就非常困难了。”
毋庸讳言，他是对的。如果是和3个国家商谈的话，就会有3个不同的双边关系;10个国家则有45个双边关系，100个国家则有将近5000个。这也是为何在气候变化这类事务上，虽然联合国继续扮演主要角色，但更深入的探讨都是发生在类似主要经济体论坛这类规模更小的会议当中，因为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已经占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
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工作都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网络。网络组织(比如G20)被用来设定议程、建立共识、协调政策，交换资讯并设立标准。正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主管安•玛丽•斯朗特所言：“从这种联系中所产生的权力，并不是那种足以催生结果的权力。网络并不像它们原先管理和设想那样容易被引导和控制。而多个参与者整合为一体的力量要大于他们作为各自分散的个体的总和。” 换言之，只有联合而非凌驾于其他参与者时，这些网络才有能力实现预想的成果。
为了应对以全球信息时代为特征的国际性挑战，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设立一系列互补的网络和机构来作为联合国这个全球框架的补充。但如果大国之间产生了嫌隙的话，那么即便是G20这样的网络组织，也无法为联合国或者布雷顿森林体系设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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