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国汇率问题上始终不依不饶。当经济衰退开始的时候，许多人曾担心保护主义会乘机抬头。诚然，G20集团领导人承诺他们已经从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但是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在2008年12月首次峰会数月之后，就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美国刺激法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最受关注。尽管如此，保护主义仍然受到了一定抑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世界贸易组织发挥的作用。
发达经济体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有引发新一轮保护主义的风险。以美国为例，平均每六个工人中，就至少有一个找不到全职工作。这些风险都与美国刺激力度的不足有关，这些刺激政策既着眼于经济的复苏，也意在安抚国会议员。随着赤字的飞涨，第二轮的刺激政策似乎收效甚微。此外，由于货币政策已发挥到极限，通胀“鹰派”黔驴技穷，因此，保护主义的兴起在所难免。
美国国会曾指示财政部评估中国是否为“货币操纵国”。然而“货币操纵”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缺陷。任何政府都会采取直接或间接影响汇率的政策。无节制的财政赤字会导致货币的疲软，低利率也会造成此类后果。在希腊危机发生前，美国受益于低的美元/欧元汇率。那么，欧洲人是否应该指控美国为加大自身出口“操纵”汇率，从而损害了他们利益呢?
尽管美国政客着眼于对中国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多边贸易平衡。在布什当政时，外界开始要求中国调整汇率，那时中国的多边贸易顺差还很小。然而近年来，中国逐渐持有大额的多边贸易顺差。
沙特也同样有着双边和多边的贸易顺差：美国需要沙特的石油，而沙特却不太需要美国货。即使从绝对价值来看，2008年沙特的多边贸易顺差额为2120亿美元，使得中国1750亿美元的顺差额相形见绌。而从经常账户盈余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上看，沙特阿拉伯的经常账户盈余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1.5%， 比中国的两倍还多。若不计美国对沙特的军火出口，沙特的贸易顺差远远不只这个数字。
在一个需求总量不足的全球经济体中，经常账户盈余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小于日本和德国叠加的数字;从比例上看，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而德国是5.2%。
除了汇率以外，影响一个国家贸易平衡的因素还有很多。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国民储蓄。如果美国不大幅增加储蓄的话，美国的多边贸易逆差将不可能实现显著缩减;尽管经济萧条使居民储蓄有所增加(在那之前，居民储蓄率接近零)，它却被不断攀升的政府赤字轻易抵消了。 汇率的调整可能仅仅会改变美国购买纺织品和服装的地点而已——由中国转向孟加拉国或是斯里兰卡。
不过，汇率的上调可能会加重中国的贫富差距，因为贫穷的农民将面临来自美国大力补贴的农场主的激烈竞争。这才是全球经济中真正的贸易扭曲——由于美国补助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农场主，致使发展中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受到冲击。
在1997-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的稳定对该地区的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理，人民币的稳定一直帮助该地区保持强劲的增长，而整个世界也因此受益。
一些人声称中国需要调整汇率，以防止通货膨胀或泡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通胀继续受到抑制，中国政府尚有其他的可用手段加以应对(从资本流入税到资本增值税，再到一系列的货币工具)。
但是，汇率确实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方式。脱离对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的高度依赖，重组增长结构，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中国已认识到，就长远而言，它的货币在需要升值，但把货币升值的速度政治化，则会适得其反。此外，进行双边对抗显然是不明智的。
既然中国的多边贸易顺差是一个经济问题，而许多国家也对此表示担忧，那么美国应该寻求一个多边的、有规则可依的方案。若一味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强制实行单边税收，不仅会令多边机制受到损害，美国也将得不偿失。作为回应，中国可能会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在美国大规模援救银行业和汽车行业的政策中享受补助的产品强制征税。
贸易战中并无真正的赢家。因此，美国应该慎重考量，不应在全球复苏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又贸然发动贸易战——尽管，政客们可能欢迎贸易战，原因有二：其一，他们的选民担心高失业率，这一担忧合情合理;其二，寻找造成高失业率的替罪羊对政客们来说也很简单。
不幸的是，这次的全球危机发端于美国，美国必须自省，不仅要重振本国经济，更要防止此类危机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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