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即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的思想理念和社会运动。民主革命的实现形式并非只有暴力一种，凡意在结束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的行为，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演变方式，都属于民主革命范畴。清朝的结束，是清朝统治者、宪政派、革命党、袁世凯等民主革命合力的作用。
民主革命：清末有识人士的共识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人士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尽快跟上世界潮流，使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答案很明确：变革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使中国从专制社会转变成民主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现代文明也同船光临这个专制国家。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下，中国无可逆转地要发生民主革命，实现民主转型。
早在鸦片战争之时，一些有识之士便觉悟到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最早介绍和赞赏民主制度的国人，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官员为代表，他们向中国人介绍英美国的议会制等民主政治制度。
到19世纪70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有识之士对民主的认识越发深入。郑观应、王韬等人提出，用君主立宪制取代中国专制制度。随后，主张议院制度成为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和“体制内”的一些官员，力倡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之路。他们通过组织学会、办报出书、上奏折，递条陈，抨击专制，倡导民主，最终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民主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尤其是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立宪救亡成为包括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在内的社会呐喊。如1905年6月，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等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在除旧布新的强烈呼声下，清王朝被迫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
而以何种方式结束中国专制制度，以何种政体建立中国民主制度，便成为中国不同政治势力的不同选择。
皇帝成为虚君，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存在
预备立宪是中国从“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不论清廷主观动机如何，预备立宪事实上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中国社会开始向民主化迈进。
面对世界民主潮流，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朝统治集团，先是固守“中学为体”，拒绝民主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洋务运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大清国，被“蕞尔岛国”打败。这一事实昭示中国先进人士：强国的根本在先进的制度，要救国必须抛弃片面的经济改革模式，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有鉴于此，光绪皇帝依靠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尝试。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其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以及允许自由开报馆、成立学会的政策，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但由于民主改革派激进妄动等，变法失败。
1905—1911年清朝预备立宪。预备立宪虽有弊端，但决不是“假维新”。其间，推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
1905年起多次派人出使西洋，考察宪政，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1905年11月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其职责是“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提供宪政改革咨询。
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布仿行宪政。虽然该谕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但毕竟确立了实行立宪，它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第一次对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否定。
随后，光绪帝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咨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议;1910年9月，全国资政院正式成立。1911年11月2日，清廷宣告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3日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与此同时，各种报刊和社团大量涌现。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人们指陈时政，议论国事，抨击政府，宣传民主。尽管清廷也曾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试图控制媒体，但社会的发展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满汉权贵已不可能强迫民众再去高歌君主专制的主旋律。$nextpage$
革命党、立宪派的革命
革命党与立宪派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清朝的终结。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面对清朝末年的民族危机，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为了个人的出路和国家的前途，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章太炎就曾说过“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起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参加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主要分两派，即革命党与立宪派。革命党以孙中山、黄兴等所代表，主张效法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立宪派以梁启超、张謇等为代表，主张学习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尽管两派论战激烈，但目标都是结束专制实现宪政，故均属民主革命派，正如梁启超所言：“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
虽然清末满汉矛盾已较缓和，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革命党人抓住这一社会心理，通过各种方式，汇聚成一股“驱除鞑虏”的大潮，给晚清以巨大冲击。
“驱除鞑虏”也是大多数人参加辛亥革命的目的。胡汉民说过：“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陈独秀也说同盟会成员，多半是为排满而加入，而“信仰三民主义的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革命党的种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党先是争取和策动会党进行反清起义，如兴中会联络三合会、华兴会联络马福益的同仇会、光复会联络浙江会党等。在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中都有会党势力。这是会党在近代中国最活跃的时期。但“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于是在1904年以后，革命党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发动新军开展反清起义。革命党的种族民主革命，成为终结清朝的重要力量。
立宪派的作用则主要表现在督促清廷尽快实现君主立宪制;响应革命党起义宣布独立。
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先后建立，为立宪派的参政议政提供了合法途径和空间。立宪派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出现在各省咨议局和资政院中。立宪运动的中坚人物，力促清廷速开国会。从1910至1911年，由各省谘议局和谘议局联合会领导发动了4次声势浩大的请开国会运动。请愿运动蔓延全国，许多省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请开国会成为全国性群众性运动。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清廷在各方压力下作出让步，把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缩短为5年，宣布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预行组织内阁。
清廷黄花岗之役的获胜，刺激了保守派的气焰，随即颁布“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政策。清廷这一立宪立场的倒退，大失人心，也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当事人徐佛苏说：“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梁启超说过：“革命党人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者，而现政府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何以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十多次起义应者寥寥，而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即有十多个省宣布独立?原因主要是立宪派“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了，于是“竭力响应”宣布独立， 并说动一些都督、巡抚也宣布独立。
可以说，革命党与立宪派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清朝的终结。对此，梁启超、毛泽东等都有明确评论。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认为是立宪派与革命党联合推动了清朝的结束：“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不同方式和范围的民主革命，推动了清朝的终结
晚清改革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为立宪派运动、“辛亥之役”和清朝终结奠定了社会基础。国内各派民主势力则用不同方式，在不同范围内进行民主革命，合力推动了清朝的终结和民国的建立。
袁世凯拥护立宪，是权高势重的实力派。武昌起义后，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即所谓“非袁莫属”。
1911年11月2日清廷宣告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3日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虚位共和”已成事实。随着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袁已完全控制清廷军政大权，无需借助任何力量即可废黜皇室。
以袁世凯的实力，如果他坚决镇压革命党的起义，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面。但袁世凯并未因绝对优势而穷兵黩武，他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11月初，袁世凯亲自致函黎元洪，首先提议和谈。
此后，袁世凯又多次派人与南方革命党人接触，协商议和。革命党人也大多瞩望袁世凯促成共和。1911年12月2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重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启动，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逼迫清帝退位，就举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
1911年12月29日，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随即致电袁世凯解释：“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在退位诏书中，清帝寄希望袁世凯：“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13日，孙中山在向参议院提出的辞呈中也承认：“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这次改朝换代避免了民族间的战火和分裂，这既是民国创立者的伟绩，也不乏清皇室的妥协。
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周恩来在1938年发表的《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中也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各派政治力量合力促进民主革命给予肯定。
不管是清廷的自我革命，还是革命党、立宪派的革命，或者实力派袁世凯对终结清朝的活动，尽管角度、程度不同，但大方向都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潮流一致。民主与专制是相悖的，晚清各方力量的民主改革，其最终结果是使中国的皇权专制为民主共和所取代，较全面地开启了中国民主化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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