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逝于北京和1928年灵柩奉安南京时，数不胜数的挽联、祭文雪片般飞来，几乎众口一词赞其“手创民国”、“首倡共和”、“迹比华拿，勋迈汤武”。但也有两道挽联显得落落不群。一是同为民国元勋的章太炎挽曰：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而袁世凯二子、大名士袁克文之挽联亦颇令人侧目：埏隧近明帝故陵，自有江南供俎豆;史迁作霸王本纪，不教成败论英雄。
这两联特异之处，是其对孙中山之政治作为与地位的评价，不独与现今海峡两岸的主流论说大相径庭，即便置入20年代中期的政治氛围中，也与某些政治观念格格不入。
民国创立迄今正好百年。海峡两岸有一共识，即孙中山乃1912年创立的“中华民国”的“国父”。不过，从上揭两联可看出，至少在1928年中国国民党“党天下”之局初定时，对于孙中山这一政治地位就尚存争议，而溯至民国初年，则当时舆论与政界更不作是论。
以笔者看来，历史上至少还有两种功劳薄之写法，其书写宗旨，一是站在“大中国”的立场，一是站在“大同盟会”的立场，无论哪种写法，中心人物都不是唯一的。
先从“大同盟会”的立场来看。如果将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视为中华民国创立的奠基一役，则同盟会中英雄与役者甚多，独孙中山缺席。叙其原委，则须回顾一下同盟会中的恩怨。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汇合了当时反满的几股海内外力量，如黄兴、宋教仁创建的华兴会，陶成章、章太炎等为首的光复会，孙中山的兴中会。革命形势一时极盛。然而好景不长，至1907年夏同盟会就发生了严重分裂，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前，同盟会已差不多名存实亡。
同盟会分裂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固然有各路英豪气概不同、方略各异导致的冲突，也确有决策失误的一面。
就以革命方略的制定来说，孙中山主张将武装起义的重心置于两广边境一带，是以钦廉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均自南方发难;而光复会中人主张以江浙为中心，至于两湖一带的革命者则大多持“中心开花”的方案，力主经营华中。孙中山坚持投入大量的资源于两广，结果卒至无功，引来不少责难。
武昌起义之后，政局纷乱。当时在南方设立临时大总统一职，除了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方政治势力争夺政权以外，实际上亦有革命者阵营内各派争权的意图蕴含其中。
陈其美在武昌起义后，曾“密约亲信同志”谈了他对形势变化的分析和对策。其主要心思，就是与同盟会(孙中山一派)“争地盘”，而最大的“地盘”则是“临时大总统”一职。所以，黄兴、陈其美等人迭电孙中山速归。据仇鳌回忆，“党人在沪所办的报纸尽力宣传中山先生已向海外华侨筹得巨款，购买五艘军舰及大批械弹回国，准备北伐军事的种种消息。”孙中山之所以得到普遍支持，“党人事先的宣传也有相当的影响。”
当然，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此前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容抹杀。而且，就以其本身能力来说，在同盟会诸雄中，他是最有国际视野与国际交往能力的领袖。在革命政权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承认时，这一素质至关重要。
如果跳出同盟会这一取景框，放眼当时中国大局，则可发现当时能够左右民国成败的政治力量，与同盟会有渊源的革命派不过其中一支。
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政官僚，以资政院和咨议局为势力基础的“立宪派”，以黎元洪、程德全等为代表的被迫或主动倒戈的前清开明军政官僚与新军势力，其取舍选择，均可令民国胎死腹中。至少，他们若不倒清，那么，这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不会如此“顺产”。
阅读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史，我们常见史家称其建国领袖人物为“Founders”或“Founding Fathers”，其“国父”绝非由一人居之不疑，即便华盛顿居功阙伟，也不过是群星闪耀中的一颗，他没有如青天白日一般，掩尽其他灿若群星的领袖人物的光芒。
如以1912-1928年北洋政府为“第一共和”，为何那些曾为中华民国的诞生立下功勋的人物，却已然被淡忘?创建民国者，有没有可能是“国父们”?“国父”的形象，可不可以是“群像”?以“单数”形式出现的“国父”形象，究竟是历史事实，文学想象，还是一种政治文化与心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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